上海3個月的抗疫已經走進了歷史,它的代價和收益還需要歷史和人民的評判,不是為政者自己怎麼說就怎麼樣的。作為親歷者有太多的感受,擇其溫和者而言之,也許更能引發思考,更能規避歷史的重演。

抗疫初期有太多的食品中途爛掉,被貪腐瓜分,而居民卻有忍饑挨餓的。團購價格高於市價2-3倍,擁有分配權的人日進30萬不是誇張;出入證行駛證都有價格。如果不是攔路設卡,民眾自己去商場購買,團長、大白和保安哪能掙到這些錢。這就充分證明計畫體制的荒誕,原本計畫體制想用人的高尚和睿智來取代市場的利己和無序,卻未曾想只要人凌駕於市場之上,就一定有意無意地設置各種有形和無形的關卡,即便官員開始不無崇高和理性,跟著這個體制運轉後,早晚會迷失本性,變得顢頇貪腐。教訓是:再也不能允許任何人和機構凌駕於市場之上,讓所有的人,包括長官都圍繞著市場,而不是長官的意志。也就是根據供需雙方直接交易的要求拆除障礙,決定政策,調節行為。

封城之初,各小區都湧現出很多動人事蹟,志願者不辭辛勞送物資;各家將多餘食品放在公共部位,讓需要的人提取;團長們挺身而出,為小區組織貨源…。大大增強了小區的凝聚力,改善了鄰里關係。漸漸地,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團長和志願者成了賺錢的門道,居委也告誡,分發放在門口的食品要趕緊拿回家,否則會被別人拿走。這些都表明利他的美德只有短暫的輝煌,長期的持續最終會被利己所吞噬。

由此產生重要的反思,大陸幾十年來一直強調道德思想教育,讚美英雄並以此管理國家,其實這完全走錯方向。因為再高尚的品德也抵禦不了利益長期誘惑,所以團長志願者最終走向謀利。

伽利略被教皇放出來時,學生問:「老師,你堅持住了嗎?」伽利略:「不,我屈服了。」學生震驚:「為什麼?」伽利略:「因為我怕痛,怕繼續挨揍。」學生怒道:「一個沒英雄的國家是不幸的國家!」伽利略搖頭:「不,一個需要英雄的國家才是不幸國家!理性的國家不需要英雄,不理性的國家才需要英雄。」等價於「管理好」的國家不會置人於危難的境地,他們成不了英雄,「管理不好」的國家危難太多,英雄自然不少。教訓是:讚美英雄和美德就是掩蓋管理的低效和紊亂,把喪事當作喜事來辦。所以再也不要吹噓什麼英雄輩出的年代,沒有英雄的時代才是最好的年代。

公道地說,大白還是做了很多好事,包括救助病人、分發物資、扶危濟困,但強制押送、暴力破門消殺也都是他們。警察對公眾的克制和忍讓、坦誠與民眾一樣無奈,也非常可圈可點,但以法律的名義給大白背書,聽任他們橫行不法也有警察,這就將大白和警察的形象搞得非常醜陋。

按照一分為二的思路,不能以少數的極端,否定多數的貢獻。其實這樣的邏輯是荒謬的,只要一個極端就會引發普遍的恐慌,就像只要飯菜中吃到一條蟲,就會把整盤菜倒掉,誰也不會把整盤菜吃完,證明有問題的蟲是一小撮。只要有一個假陽性,就會引發對所有核酸檢測的懷疑;只要有一戶被暴力入室消殺,就會引發所有人對自己權利被侵犯的憤怒;只要一個人忍饑挨餓在遊蕩,就會引發所有人對自己的未來的擔憂。教訓是:不要說什麼一分為二,大多數與一小撮,社會的安全感不是由大多數人,而是少數人的感受所決定,不是由平均水平,而是由個別極端所決定,所以管理者不能以少數紕漏來自我安慰,而必須有避免個別可能極端的底線思維。

(作者為大陸大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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