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局長這個位子

美國最近兩年政治對立延燒到教育文化領域，許多右翼團體利用學校董事會或地方政府教育委員會干預公立中小學校學生的閱讀書單或要求學校或社區圖書館下架，禁止課堂講授、禁止學生接觸或閱讀關於黑人主角、種族批判理論與LGBTQ性別議題的書籍。除了民間團體外，有時壓力也來自地方政府或民意機關。

關於禁書，台灣人應該也不陌生，我說的不是3、40年前的威權時代，就在兩年前中國大陸出版的童書《等爸爸回家》，也遭到下架的命運。當時民進黨立委陳亭妃指出，該繪本中出現「中國加油，武漢加油」等文字，還有美化中國防疫宣傳之嫌。文化部便發函該公司即刻起不得發行，要求新北市及台中市等多處圖書館下架此書。

長於宣傳與思想灌輸的民進黨自然了解文化教育的重要，更要從小抓起。禁童書或與特定兒童劇團交好到桌遊、網遊都可以見到無孔不入的觸角。近年來社會也逐漸形成一種自我審查的氛圍，故而有年初「哥倫布發現新中國」的出版界大笑話。

1980年代末90年代初，台灣校園流行過一陣新馬克思主義。不少民進黨中生代透過社團或讀書會，嫻熟葛蘭西的「文化霸權」與阿圖塞的「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等相關理論。等到這些人掌握權柄後，過去攻擊國民黨的攻城器，反手成為鞏固自身權力的護城河，有過之而無不及。威權時代的國民黨對於教育宣傳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新世代的國民黨人在政黨退出校園、退出媒體的宣傳下，不但自動繳械，更不知箇中厲害。

從美國的禁書運動到台灣的文化部的各種操作，我們固然不願見到政治黑手的介入，但是不能否認文化行政單位有一定的敏感性與政治性。如果不能找到德高望重的文化界人士能夠減少政治干擾，至少也應該在文化行政本職工作推動上、在思辯與論述能力上對行政團對有加分效果。

台北市長被視作總統大位的跳板，台北市小內閣也可以看出政治人物的格局與企圖心，如當年馬英九找龍應台和鄭村祺分別出掌文化局與勞工局，都給人耳目一新的印象。蔣萬安身上可以看到不少馬英九的影子，為了努力洗刷自身的「原罪」，而忽視政治的本質甚至歷史的是非。打破同溫層固然是美事一樁，但也不要忘了賴幸媛出任陸委會主委對國民黨大陸政策的掣肘。

蔣萬安市長如果有心推動台北市政務甚至想要更上層樓，在吸引媒體閃光燈與話題之外，是不是應該對台北市文化局長這個職位及其人選，多一層了解與思考。（作者為大學退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