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從我1968年回國進入交大教書,到1978年回到交大擔任校長,也有10年之久。但是我跟交大的連結,是1958年考上交大電子研究所,成為第一屆電子研究所學生就開始了。我擔任交大校長後,一直到1987年被延攬入閣當交通部長,屈指一算也有11年的時間。我的人生中有超過20年的時間,都是在交大度過,也見證著交大的成長歷史,一步一步發展到今日的規模。
交通大學在臺復校的路走得並不容易,不像清華大學是由梅貽琦校長帶著庚子賠款來臺,又取得中油提供的幾十甲土地,一開始就有良好的復校條件。交大是靠著多位交大老學長的辛苦奔走,以及校友的支持下,才完成復校。校址就在博愛街上,取得的校地三甲多,非常狹小。
我們交大雖然成立,但發展的第一階段就遭遇到土地小、經費少的困難。這個困難就是全靠著校友們的幫忙來克服,透過校友捐款,讓學校的財務經營得以順利。交大的第一棟大樓「竹銘館」,就是由海內外校友們捐募,以及美援基金協助才得以蓋起來,非常有意義。
交大校地過小,一直都是學校發展上面的問題,曾經有一度因高雄願意提供澄清湖附近大片土地給交大使用,讓交大有了決定南遷高雄的計畫。這個消息出來後,新竹地方積極爭取交大留下,後來蔣經國先生知道此事,認為政府當時已有打算在新竹建立科學院區,交大怎麼可以搬走呢?所以後來就協助交大,於1978年取得光復路上的陸軍威武營區,作為交大光復校區。
土地能順利取得,主要是有賴於費驊學長在政府高層內奔走。當時我又重新回來接掌交大,光復校區也已有規劃藍圖,所以我很快就能帶領交大搬遷到光復校區。
交大復校選擇成立電子研究所,是因為在美國一批老學長們具有遠見,例如趙曾玨先生、潘文淵先生、朱蘭成先生等。他們已在美國投入電子科學領域的研究,並取得優秀的發展成果,已經看到了未來電子科學的發展,對世界必定會產生重要影響。他們向淩鴻勛先生建議,交大復校一定要創建電子研究所,發展電子科學。
淩鴻勛先生是交大復校最核心的人物,他曾是交大的老校長,來臺後擔任中油公司董事長,為人謙遜,校友們對淩鴻勛先生都非常尊敬。他是最關心交大復校的人,因為他的關心,凝聚校友的力量,當時像是方賢齊先生、錢其琛先生等等,很多校友熱心出力,所以我們交大發展才能順利起步。
我在1968年剛回交大教書時,交大已經從原來只有一個電子研究所,又多了大學部4個科系:電子物理系、電子工程系、自動控制系、通訊工程系,並且已經於1967年改制為交通大學工學院。我回來這一年,電子研究所增設博士班,收了第一屆博士生,有張俊彥、陳龍英、謝清俊三人。張俊彥是第一個拿到電子所博士學位的人,也是臺灣第一個本土培養出來的工學博士。
1978年我擔任交大校長後,仍繼承著老學長們規劃,往電子科學領域發展的方向走。因為這個方向是正確的,把電子研究的基礎奠定下來,這就是交大發展的第二階段。當時可能有些聲音,認為我都以電子優先,面對這樣的意見,我都很小心處理、好好說明。當時交大已經有能力培養出博士,所設立的科系都要成為能培育種子的沃土,把學生好好訓練成為優秀人才,我也盡力推動許多建教合作案。
交大發展的第三階段,就是交大畢業生進入產業界中,成為產業中開創與穩定的力量,交大可說是臺灣高科技產業的推手,也是高科技人才的搖籃。這些學生在產業界取得成功,也回饋到母校,也成為交大持續向上成長的力量。
我當校長時還很年輕,如果以交大來臺後的發展來說,也是個很年輕的學校。與其說我當時有多大的能耐,能掌舵一個這麼優秀的學校,不如應該是說怎麼我運氣這麼好!事實上,我認為當時是有一股慢慢凝結出來的力量,裡面有交大校友作為後盾,還有時勢所趨。我抓住了這個時機,也配合這股力量,儘快地朝著對的方向去做,把學生、人才培養出來。我當交大校長共11年的時間中,事實上就是掌握住時機,腳踏實地平穩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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