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勳,《S.齊克果》,1969,速寫紙本,38.6x28.5cm(蔣勳提供)
蔣勳,《S.齊克果》,1969,速寫紙本,38.6x28.5cm(蔣勳提供)
鳳山服役時期任少尉排長,與軍中弟兄合影。(蔣勳提供)
鳳山服役時期任少尉排長,與軍中弟兄合影。(蔣勳提供)
1972年6月中國文化學院碩士畢業,與父母合影。(蔣勳提供)
1972年6月中國文化學院碩士畢業,與父母合影。(蔣勳提供)

華岡—文化學院

我果真是和非正規的教育有很深緣分。強恕之後,覺得就去當兵吧,然後,也許口袋裡插一本詩集去天涯海角流浪。大學填志願,沒有當一回事,胡亂填了幾個,強恕的畢業生,看到別的學校學生戰戰兢兢填一百個志願,都要笑死。

想到《紅樓夢》裡少年寶玉最厭煩他父親那幫子做官讀書人,一腦子名利,偽善做作,「文青」的寶玉給那幫人取了外號「祿蠹」—官場的蛀蟲。

賈寶玉是典型「文青」,三百年前,他就不屑那一批為名利讀書的「祿蠹」。

和整個主流社會背道而行,「文青」沒有這樣的見識和氣魄,也不配做「文青」,至少愧對三百年前「文青」的賈寶玉。

我胡亂填的志願裡有一個「文化學院戲劇系」,不知為什麼填了這科系,大概當時讀了沙特的劇本《無路可通》(Huis Clos),講一個人到了地獄,他不覺得是地獄,身旁的人讀報紙、喝咖啡、扯淡、是非八卦……他終於領悟到原來「地獄」就是我們的日常,你厭煩的日常,你不想聽的八卦,無意義的生活,日復一日,永無止境。

好可怕啊,如果「地獄」就是我們的現在,無休無止……。

這個人拿起水果刀刺向自己,一次兩次。但是不死,不痛,旁邊的人冷笑:「你已經死了,還要做什麼?」

活著,無異於死亡,原來戲劇是可以這樣使人震撼的。

那個奇怪的念頭讓我誤打誤撞進了文化學院,一所剛成立的大學,位置在陽明山上的華岡。

蔣介石時代,陽明山是禁區。從士林官邸,經過今天的仰德大道,沿路都是國安系統布的樁,國安局、情報局今天也還在那裡。禁區一直到陽明書屋,整座陽明山不可能有閒雜人等,當然也不可能設立學校。

陽明山一九五七年發生過嚴重政治事件。一名中華民國少校劉自然被美軍上士羅伯特.雷諾(Robert G. Reynolds)槍殺。雷諾被庇護回國,不接受台灣法律審判。事件鬧得很大,示威群眾包圍美國大使館。

我當時三年級(還是四年級?),小學生,對政治一無所知,父母絕口不敢談。有一天,賣《漫畫大王》的王老師臉色凝重,拿著一張「總統告全國軍民同胞書」。王老師唸了一次,大意是呼籲國民忍讓,不可受「匪諜」煽動。

「文青」有政治潔癖,對政治冷感,只記得讀「告全國軍民同胞書」時,王老師面色慘白。

一九六三年,退休的教育部長張其昀,說服了蔣介石,在「禁區」設立「中國文化學院」。

張其昀是蔣的心腹,才能在「禁區」辦大學。

他是北大系統出身,哈佛博士,後來主掌浙江大學。他一直懷念蔡元培帶領的北大學風吧。最早的文化學院,由一位與黨國關係密切的人規劃,卻意外成為權威禁忌年代學風最開明自由的大學。

我是文化第三屆,上華岡的時候,走在雲霧飄渺的山仔后,紗帽山飛瀑泉流。

張其昀在戒嚴時代的教育理念,也許比今天教育部官方還有創意。文化學院有戲劇系,戲劇系有國劇組,聘請二戰後最優秀的劇團菁英任教,梁秀娟、楊蓮英、孫元坡……他們多是沒有正規學歷的科班出身,如此被肯定,讓台灣的教育有了不同面向的思考。

不只戲劇系,哲學系有印順法師講《法相》,有陳鼓應講《莊子》,有愛新覺羅毓鋆講儒家哲學。

法文系胡品清彷彿帶著二十世紀初的巴黎魂魄,從《巴黎的憂鬱》走出來,永遠黑墨鏡,白色蕾絲手套,沿著小徑走,不看人。哲學系又像學生又像流浪者的陳平,時時傳來她自殺的消息。不多久,去了西班牙,用筆名「三毛」寫《撒哈拉的故事》。

那是另一個我感謝的校園,新聞系的學長高信疆編《華岡青年》,常找我聊天,和幾位同學創辦「大地詩社」。

我開始一篇一篇發表自己的文青創作:《希望我能有條船》、《勞伯伯的畜牧事業》,嘲諷正規教育,渴望出走流浪。

不知道為甚麼苦悶的年代,知道永善老師被國安單位逮捕了。媒體上看不到任何消息。

我讀著卡夫卡的《審判》、《蛻變》,隱約感覺到「國家」、「政府」的恐怖荒謬。我讀著齊克果、尼采,畫他們的頭像,用膠帶黏貼在書桌前,像是可以傾吐心事的朋友。

那些頭像隨歲月碎散了,丟進垃圾桶。剩下少數幾張,五十多年後,斑駁漫漶,文青時代,再見面,啼笑皆非。

我一九六九年從史學系畢業,感謝「上古史」趙鐵寒老師,感謝「目錄學」楊家駱老師,感謝「西洋史」黎東方老師,感謝「秦漢史」傅樂成老師,讓我有了基礎的史觀。

楊家駱老師沒有書,沒有筆記,上課時坐著,像一尊佛,「經」「史」「子」「集」,一一道來,學生連抄筆記都來不及。他說,家裡在揚州或南京管《四庫全書》,從小家族晚輩就要負責曬書,曬書時一頁一頁翻。那麼大一部百科全書,幾年曬完一遍,再從頭翻。他的「目錄學」是這樣一輩子的修行,像AI智慧,一部《四庫全書》都在腦中。

遇到這樣的老師,是福氣,知道什麼叫做「求知」。

一九六九年大學畢業,捨不得華岡,捨不得岡上白雲飛瀑,泉流急湍。我考了藝術研究所,當時所長是莊嚴先生,他從北大畢業就進入故宮。戰亂中帶著千年文物跋涉遷徙,北京到貴州,戰後運南京,一九四九年又押運到台中。

我考取研究所的時候,故宮剛落腳外雙溪不久,老師都是一生帶著文物東奔西跑的學者,從年輕跑到老。

莊嚴老師常常笑自己二十幾歲進故宮,一晃半世紀過去,已是「白頭宮女」。教我們「書畫品鑑」時,兩鬢斑白,閉著眼睛,微笑著講《富春山居》上面的印章、題跋,像聊天一樣。

「白頭宮女在」,也許他們是真正傳承歷史的人。

我的文青時代,有幸認識最後一批「白頭宮女」,教玉器的那志良,陶瓷、銅器的譚旦冏、美術史李霖燦諸位老師……我一一致謝。

教佛教藝術的是曉雲法師,她從香港來,早年曾遊學印度泰戈爾大學。

她主持永明寺,上課多帶著四、五位研究生在陽明山上走路。她的廣東話不好懂,她也不太說話。有時停在絹絲瀑布前停下,說:「聽……。」要學生聽水,一聽一、兩個小時。

其實不用管聽到什麼,不用管有人留下,或有人走了。

遇到這樣的老師,你或者一無所得,後來讀《金剛經》,佛陀說他在老師燃燈佛所「一無所得」,忽然想到曉雲法師的「聽水」。

教育裡沒有這樣的老師,學習和思考的意義何在?

服役的時候在鳳山,第一次離開家,第一次到島嶼南方,第一次遇到很多老士官,河南的、山東的、緬甸的……跟我說戰爭,說戰爭裡人活下來的故事,說如何被抓進軍隊,如何逃亡,他們的姓名都不是自己的,每次逃亡,再度被抓,就遞補另一個逃兵。

他們跟我說:「少尉啊,姓名不重要……。」

他們使我感覺「文青」這麼可恥,活得安逸,卻無端憂愁。

那個緬甸士官講金三角撤退,如何斬殺同伴,徒手,或用石塊,砸爛,面無表情,以為他是冷酷到無人性,然而他會愛上一個鳳山妓女,愛到在我面前痛哭流涕……。他說:「少尉啊,我想媽媽……。」

我的「文青時代」應該結束了嗎?

結束在南台灣午後雷陣雨的狂暴霹靂。

只是覺得「文青」可恥。

■史丹佛中心

讀研究所的兩年,在史丹佛大學聯盟的華語中心(編按:今日「臺大國際華語研習所」)兼教職。

史丹佛中心設在台大的七號館,專門提供常春藤盟校博士班學生學習華語。一對一,每天八堂課。美國學生,下飛機不會華語,一年後都能流利交談。

這個七號館有點像台大的殖民地區。在軍事戒嚴的年代,二樓圖書館可以看所有當時的禁書,連文革時代的《人民日報》都有。任教老師有鑰匙,和自己學生自由出入,閱讀學習。

羅斯福總統的孫女、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一位喜歡炫耀他的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學博士生,上台票京戲,演小丑。他們都好奇我看《人民日報》的表情,好像在詢問或冷嘲:「怎麼樣?反攻大陸?」那個年代到處都是這樣的四字標語。

「文青」對政治冷感,然而那個「殖民地」圖書館讓我閱讀了很多魯迅、沈從文、巴金、茅盾。

兩年裡最愉快的相處是兩位猶太學生,都是普林斯頓大學博士生,司徒偉(Harvey)研究趙孟頫,我們常一起去故宮看畫,他說小時候見過宋美齡,好像比我還迷戀古老的中國。另一位崔寶蘭(Barbara)研究宋詞,天氣冷,走廊相遇,她會說:「今日大寒!」有時候對不以為意的事,搖頭說:「匪夷所思!」

多年後在舊金山唐人街偶遇,她博士論文寫完開了中餐廳,取名「秦淮月」,推著腳踏車買菜,自嘲說「學以致用」,總算餐廳名字跟宋詞有關。

多年後,中美建交,電視上看到炫耀京片子的芝加哥大學博士站在季辛吉旁邊,他也是「學以致用」吧。

■巴黎,我來了

一九七二年研究所畢業,十月二日飛巴黎。

延續一九六八年學運,歐洲學生罷課示威的浪潮還未停歇。走進嚮往已久的巴黎藝術學院,古典石柱、雕像上都是紅油漆噴的大字:Revolution。

巴黎第四大學,上課一半,樓下巨大爆炸聲響,師生一起奔逃……。第七大學,每星期三下午放一場樣板戲,演完,各地學生齊唱《國際歌》(L’Internationale)。

Debout les damnes de la terre!

Debout les forcats de la faim!

La raison tonne en son cratere,

C’est l’eruption de la fin.

起來,飢寒交迫的奴隸!

起來,大地上受苦的人!

從極右威權的獨裁社會出來,第一次被左翼的歌聲震撼。中文歌詞是瞿秋白從俄文翻譯的,他一九三五年在福建長汀監獄被蔣介石槍殺。我在巴黎讀了他的《多餘的話》,一直記得他集唐詩的絕命詩:

夕陽明滅亂山中,落葉寒泉聽不窮。

已忍伶俜十年事,心持半偈萬緣空。

台灣還要十幾年才解嚴,從台灣出走的「文青」提早聽到了這樣的歌聲,法文、中文、阿拉伯語、越南語、捷克語……。

Foule esclave debout!debout !

Le monde va changer de base :

Nous ne sommes rien, soyons tout !

和舊世界決裂!

「文青」很陌生嗎?

或許我想起了青少年時代閱讀的雨果《悲慘世界》,並沒有不同,只是呼籲活下去,真正像人一樣活下去,尊重所有活下去的願望和努力。

我在歐洲流浪著,身上掛一個紙牌,在往南的路口,「米蘭」、「威尼斯」,或者「阿姆斯特丹」、「布魯日」。後來站在路邊,紙牌上寫「哪裡都可以」。隨興出走,隨興睡在教堂、路邊、車站。隨手畫畫,隨手文字記錄,不成章法,也不企圖有章法。

旅途裡隨手撕碎在風中散去的文字和圖繪,也許是真正「文青」的夢,如果留著,有不同的意義嗎?

「文青時代」,像一場亂七八糟的盛宴。盛宴過去,舊的記憶,杯盤狼藉,我真的能清除乾淨嗎?(本文摘自《我的文青時代》,有鹿文化出版)

#巴黎 #文青時代 #政治 #一次 #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