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藍白合」合不了,讓許多人有深深的「藍色憂鬱症」,但合作本身本來就充滿變數與無奈。當年惠普企業併購康百克電腦,被華爾街形容為「紳士淑女與牛仔的結合」,果然後來大敗。明碁電腦買了德國西門子也是大賠收場。企業經營一人當家都不歡而散,何況是政黨合作,當價值觀不同、作風不同、規模差異太大時,只靠共同敵人而成為朋友,縱使贏得過一時,最終也是場災難。但大家還是好奇,最後的「分手擂台」怎麼會搞成這樣?關鍵還是彼此放不下比較心態。

哥倫比亞大學商學院所長亞當‧賈林斯基與賓州大學華頓商學院教授莫里斯.史威瑟合著的《朋友與敵人:教你掌握合作與競爭之間的張力,當更好的盟友與更令人敬畏的對手》一書,舉了2010年英國工黨黨魁選舉的例子,當大家看好曾任布朗首相內閣外交大臣等數個職位的大衛‧米勒班能接班未來首相時,大衛的弟弟艾德也宣布參選。

黨魁候選人必須贏得絕對多數才能成為新領袖,前三輪都是大衛勝,但都未過半。到了第4輪情勢逆轉,艾德以50.65%的支持率打敗大衛的49.35%,差距只有1.3%。大衛後來在國會任職兩年,不過他說:「令人不舒服的無窮比較,讓人難以在職業生涯中繼續努力。」2013年大衛離開英國,定居紐約市。

為什麼以些微之差落敗,那麼令人難以釋懷?尤其是輸給了自己的弟弟更特別難受,答案是「社會比較」。「社會比較」有時鼓勵我們以更有效的方式合作,有時刺激我們競爭,有時甚至讓我們和大衛一樣,乾脆退出。

1960年約翰‧甘迺迪競選美國總統時,弟弟羅伯特擔任競選總幹事,送約翰進白宮。這兩個案例有個關鍵差異是:羅伯特幫助「哥哥」贏得總統大選,然而艾德這個「弟弟」卻挑戰哥哥,而且還贏了,這直接挑戰了傳統長幼有序的道理。要是新的黨挑戰百年大黨,如果贏了,當然引發不滿心態。如果輸了,那剛開始為什要比?就先認了就好啊。

如何能讓「社會比較」變成一樁美事,而不是壞事?關鍵不在於權力與職位的分享,不在選票的計算與競爭,就是要甘願與共識,有共同的價值觀與目標願意去成全。當年「連宋合」合不了,如今「侯柯合」合不了,但更關鍵的是為什麼台灣整個社會合不了?我們社會愈來愈分裂、愈來愈計較、愈來愈分歧,我們會有「台灣合」的一天嗎?如果沒有,那不管誰當上總統,終究還是繼續分裂。(作者為台北市出版公會理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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