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60年楊德才駕機到台灣開始,之後有12起投奔自由事件,不過中國大陸幅員廣大,華北離台灣較遠飛不到,其中半數先飛同為冷戰前線、當時與中華民國尚有邦交的韓國,形成獨特的「韓國航線」。這些飛行員全部都轉來台灣,但隨乘的戰機則不一定。

1961年9月15日,中國大陸民航飛行員邵希彥、高知學(後改名高祐宗),駕駛An-2輕型運輸機,從山東膠縣起飛,向東南方向出海,在580公里外的韓國濟州島降落。這是第1起安全抵達自由陣營的投誠事件,2名飛行員特別表達要投奔台灣,因此我方格外重視。飛行員在同年10月抵達台灣,而飛機則在拆解後,以空運的方式在隔年送達台灣,並且在中山堂外展出。

1982年10月16日,吳榮根駕駛殲-6從山東文登起飛,他謊稱戰機故障而下降高度,之後以低空方式飛往韓國K16空軍基地(現稱首爾空軍基地),由於先前已有An-2的投誠經驗,因此這回也是採取「人機分離」的方式送回台灣,吳榮根乘坐華航客機抵達桃園,下機後立即舉行歡迎儀式。

1983年8月7日,資深試飛員孫天勤,駕駛殲-7ⅡA戰機從遼寧三十里堡機場起飛,直抵韓國K16空軍基地。這是歷年投誠事件中,職務最高、機型最新的記錄,被稱為「台海版的貝倫科事件」。由於中共非常在乎殲-7叛逃,持續對韓國政府施壓,於是韓國決定歸還殲7給中共,而不是送返台灣。此經歷與貝倫科的MiG-25送返蘇聯的情況實在是非常相似。

1985年8月25日,中共海航副大隊長蕭天潤與同機組員孫茂春、劉書義,駕駛轟-5輕型轟炸機,從山東膠縣飛往韓國,由於機組員並未達成共識,飛行過程出現偏離,最終飛機迷航,在韓國裡里市油料耗盡迫降,孫茂春死亡,蕭天潤受傷送醫。隨後韓國依其意願將蕭天潤送到臺灣,而同機的劉書義則根據其要求,返回大陸。轟炸機殘骸不完整,而且我方已在李顯斌投誠事件中獲得轟-5,因此殘骸並未送來台灣。

1986年2月21日,中共飛行員陳寶忠,駕駛殲偵-6戰鬥偵察機,從遼寧瀋陽於洪機場起飛,以超低空脫離編隊方式,飛往韓國K13空軍基地(水原空軍基地)。戰機4月30日抵達臺灣,獲黃金5000兩並敘階少校。

1986年10月24日,中共海航飛行員鄭菜田,駕駛殲-6戰鬥機自山東煙臺萊山機場起飛,朝東飛往韓國,成功降落在K41空軍基地(清州空軍基地)。這是1986年的2起投奔自由事件,也是最後一起降落在韓國的投誠事件;在此之後的劉志遠與蔣文浩,皆是華南地方的飛行員,直接前往台灣與金門降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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