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女的故事》是加拿大作家瑪格麗特.愛特伍(Margaret Atwood,1939~)於1985出版而轟動一時的推想小說。在改編成熱門影劇而各地讀者不斷問訊催生之後,時隔三十多年,她終於又書寫了續集《證詞》,也旋即榮獲2019年的布克獎。

喜愛愛特伍的讀者都知道她的寫作題材是多面向而無畏挑戰傳統思維的,每一本書的布局都有著令人驚歎的獨創性,草蛇灰線的伏筆,以及難以預知的收尾,不僅讓讀者「入戲」更深,也增添許多揣度推測的閱讀樂趣。

儘管事先已知《使女的故事》是一部書寫未來的「反烏托邦」小說,乍讀之下,還是難免感受「三觀倏然崩解」的衝擊。如果,未來的世界果真出現宗教與政治極端主義的「基列共和國」,在環保惡化問題日趨嚴峻,正常嬰兒出生率急遽下降到威脅人類種族存續的時候,那些無辜被判定敗德而仍保有生育能力的女人,是否真會徹底被禁錮行動自由、被拘制愛恨悲歡的基本人權,淪為沒有姓名、只有標籤的「使女」,身著一襲怵目的血紅衣裙,被工具化為專供高層統治者傳宗接代的「行走的子宮」?而一般女性也將失去社會成就,甚且被剝奪書寫閱讀的能力,被強制婚配為主教夫人、經濟太太、供人傭役的馬大;或是少數有幸蒙神感召,擔任指導掌控各階層女性思想行為的嬤嬤,成為助紂施虐的加害者?

後續的《證詞》一書,則是描述基列國逐漸走向衰敗之後,來自三個不同階層的女性自白。其中兩位年輕女孩成長於截然不同的環境,另一位年長的女性則來自基列的統治最高層。她們原本形同遠距三角的關係,卻因做為前一部書主角的使女,毅然決絕地抗拒絕望的苟活,孤注一擲地直面對決悖謬的命運,而讓其他三人的生命有了迴旋奇妙的交集。兩個女孩身負艱鉅使命與親情的召喚,勇敢攜手逃離暴政,追求身心的自由;後者則利用其職權,密謀籌畫揭露基列的腐敗醜聞,加速其覆亡。兩本書皆以第一人稱的獨白,串接了四個女性控訴社會與逆襲宿命的證詞。

從愛特伍的多本著作看來,儘管她曾否認自己是女權主義,而是「社會現實主義」者,其實兩者並不違和;身分、性別與社會結構的探討,往往是她小說中筋骨相連的議題。這兩本書更是清楚揭示了民主與人權驟然開倒車的社會中,集體被潛意識催眠的洗腦下,連男性也難逃彼此相互監控,處心積慮剷除異己的明爭暗鬥。而他們壓抑的生活與狹仄的心胸,有時竟衍生為變態的情慾;進而以極端的沙文主義物化女姓,施加種種背離人性的凌辱與迫害。

在思想行為與個人情緒都被長期箝制後,不甘淪為「第二性」的女人,終於引爆膨脹的窒悶,以驚人的能量啟動致命的反擊。她們冒死逃離邊境,投身參與或籌謀助力推翻殘暴專制的政權。有人甚且不惜自我殉身,在暗黑冷硬的世界裡,為受難的同伴鑿開出一道光來。而這樣的結果也是可預期的──如果愛從生命中被完全抽離,人類的未來將只剩一片滅絕的荒漠。

無可忽視的是,一如愛特伍在另一部暢銷小說《盲眼刺客》中的筆力,這兩本書不僅彰顯了她的文字穿梭在時間軸上的駕馭自如,對角色與空間切換的掌握亦是游刃有餘。細加閱讀,更能看出作者在幾個角色迥異的女性千迴百折的心理輾轉上,呈現了極其細膩熟練的專業。無論是跨越兩個時代、面對新舊社會的使女與嬤嬤,抑或穿過地理疆界、來自獨裁與自由世界的兩個少女,都能恰如其分地娓娓敘說,讓讀者一路看見人性被無情桎梏後的頡頏起伏與善惡交錯擦撞的火花,也讓小說的內容更形跌宕精彩。

此外,兩本書的結尾都是在基列王國瓦解數十年後,以一場史學研討會的辯證來加強故事的「可信度」。這獨特的鋪陳,不僅符合了有些評者將它們列為「史學的後設虛構」的條件,也巧妙強化了虛擬小說的張力。而《證詞》一書的研討會中,更刻意以一座公園雕像前的銘文,稱頌為友情犧牲的珍珠女孩與為公理殉難的嬤嬤做為結語:

「因為空中的鳥必傳揚這聲音/有翅膀的也必述說這事/愛如死堅強」。

愛,始終植根於靈魂深處,這也恰是作者與讀者不渝的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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