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這個世界,不確定因素此起彼落。成就一家公司非常不容易,需要可靠的商業模型以及一個具備執行力的團隊。不過,大家也心知肚明:一個不當的決策,往往就足以把企業送入衰敗。
企業決策絕對是企業經營最重要的關鍵所在,但決策常常充滿了看不見的陷阱,即使是最有經驗的決策者,也有可能大意失荊州,犯下難以察覺的決策錯誤。
20年前,在台灣街頭隨處可見的百視達(Blockbuster),就是因為當時的執行長(CEO)安提奧科(John Antioco)拒絕買下網飛(Netflix),如今早已煙飛雲滅不見蹤影。美國曾經的百貨巨頭JCPenny,也因為CEO強生(Ron Johnson)在轉型策略上剛愎自用錯估情勢,加上新冠疫情衝擊,在2020年聲請破產保護之後進行重整。
事實上,現在這個世界前所未有。國與國之間,勾心鬥角;企業與企業之間,爾虞我詐。後疫情時代讓跨國企業決策者越來越淪為無頭蒼蠅般找不到方向,過去的理所當然不再存在,未來的迷霧重重看不清楚,企業決策者到底應該怎麼因時制宜,找到最好的處身之道或是轉型方向變得更加困難,當然,做錯決策的可能性也猛然暴增。
五年前,你去問美國的各個企業主,他們的決策依據是什麼?他們會信誓旦旦的告訴你:企業不應該只在乎股東利益,還應兼顧「利害關係人」,包括客戶、員工和整個社會的利益。事實上,蓋洛普民調顯示,金融危機之後,人們對大企業的信心每況愈下,企業確實開始嘗試重塑品牌。因此,很多美國精英開始高談闊論企業應該對從氣候變遷到種族不平等等問題採取行動。ESG甚至被投資人用來量化企業的經營效益。
但今天,他們的口風又變了,與2021年的高峰相比,S&P 500權值公司去年的財報會議上有關氣候變遷的討論減少了近三分之一,更多企業現在相信的是大政府思維。這使得大企業越來越重視政經情勢的分析,甚至不惜放下身段巴結各路政治人物。現在的情況是,ESG呼聲已經被就業和愛國主義所取代,另外,保護主義以及美中對峙不會改變,跨國投資只是變得越來越棘手。
當然,一些企業不相信全球化已經一去不回,還在試圖遊說政府放寬貿易和投資規則。但更多的企業則開始抓住保護主義趨勢和各國政府想回頭培育國家龍頭的想法調整方向,據報導,美國科技巨頭微軟今年4月決定向人工智慧新創公司G42投資15億美元,純粹就是為了配合美國政府要求,所以投資協議上還明定了不能和中國的華為有任何來往。
政商關係經營的驟變將帶來兩個變化:首先,政商關係開始由政府主導,所以特斯拉CEO馬斯克(Elon Musk)向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川普示好,雖然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但現在的商業世界確實更不可能不和政府打交道。第二個變化是企業的經營方針也必須改變。這就是8月中旬,谷歌(Google)前CEO施密特(Eric Schmidt)閉門演講提及的企業管理模式驟變,企業決策者正在面臨一個不轉型,就很可能被時代隨時淘汰的命運。
沒錯,全球化和資本主義讓很多企業家真的以為自己是天縱英才,沉浸政商關係似乎如魚得水,甚至開始放大自認的影響力。不過,過往的政商關係是一種魚幫水、水幫魚的狀態,只要經濟能夠持續增長,再骯髒的政商交易也可以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被容忍。但今天這個世界已經截然不同,太多的不確定性讓企業面臨的政治風險有增無減,大家都承認現在的前方迷霧前所未有。過去那種僅靠清洗領導階層、縮減員工人數或推出新技術的成功轉型已不存在。
那麼企業應該怎麼辦?
企業決策者首先必須補修的就是對全球政經情勢預判的學分,絕對不可以繼續閉門造車,以不變應萬變;另外,必須深刻模擬自己最擔心的競爭者可能會從哪個角落橫空出世?最重要的是,高層的新鮮血液輸入已經刻不容緩,一個對成功有清晰認識,可以激發團隊突破現狀以及將執行進行到底的CEO必不可缺。
當然,台灣企業習慣以董事會來比手畫腳或挑兵遣將推動轉型,但不要忘記,承擔繁重工作的是CEO和管理團隊,你必須信任他們。另外,控制資產負債表固然重要,但商業策略肯定必須調整,疫情過後,可以快速適應的企業取得了最甜美的果實。歸根究柢,未來幾年,執行良好的轉型不能保證成功,但成功的決策者一定是那批擅長適應變化,做對決策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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