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台灣近幾年彌漫一股戴紅帽歪風,動輒把意見不同者打成中共同路人、在地協力者,利用側翼、特定媒體鋪天蓋地修理,其作法、論述與戒嚴時期如出一轍。大陸(中國)淪為施政不利的遮羞布、萬金油,一切甩鍋阿共的陰謀,什麼都是認知作戰,猶如1950年代美國的麥卡錫主義,只要政治正確如何造謠黑抹都可以。《翻爆》重刊記者林博文的報導,雖然事隔多年,現在讀來仍然點滴在心。
台灣政界和情治單位日前掀起的「忠誠檔案」、「政治偵防」風波,似乎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爭論不休。有些人認為時光彷彿倒退至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另有些人覺得其滋味直追冷戰初期美國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台灣政界和情治單位日前掀起的「忠誠檔案」、「政治偵防」風波,似乎像滾雪球一樣,越滾越大爭論不休。有些人認為時光彷彿倒退至五○年代白色恐怖時期,另有些人覺得其滋味直追冷戰初期美國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
威斯康辛州出身的共和黨聯邦參議員麥卡錫(Joseph McCarthy),一九五○年發表一篇震撼全美的演說,國務院「窩藏了二○五位正牌共產黨員」。他這項無中生有的指控,使整個美國陷入前所未有的恐共病和歇斯底里的清除共黨分子和左傾人士的大風潮。成千上萬的自由派學者、作家及好萊塢影劇圈和軍隊,飽受打擊,許多無辜者受到政治迫害或不堪特務的騷擾而流亡海外。麥卡錫的囂張,逾越法規和亂拋紅帽子的盲動,終在一九五四年受到參院的制裁而銷聲匿跡。但他所製造的不分青紅皂白、一竿子打翻一條船的「麥卡錫主義」,卻為美國近代政治平添永遠洗刷不掉的污點。
在「麥卡錫主義」猖狂期間,遭遇最慘的是國務院的一批中國問題專家,如謝偉思(John Service)、戴維斯(John Davis)、范宣德(John Carter Vincent)和柯樂伯(O. Edmund Clubb)等人,他們被控親共或是共產黨的「同路人」,極右派送給他們的莫須有罪名是「失去中國」。謝偉思等人不是被貶職就是被撤職,甘迺迪和詹森時代的國防部長麥納瑪拉數年前出版回憶錄,坦承美國在越戰時代的政策錯誤,主要是沒有第一流的亞洲和中國問題專家獻策,因為他們都在麥卡錫時代因「忠誠度」不夠而慘遭整肅了。
不僅是國務院的中國問題專家在所謂「忠貞調查」的浪潮中遭殃,即連許多漢學家亦受到波及,其中最有名的是費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當過蔣介石政治顧問的拉鐵摩爾(Owen Lattimore)。費正清在二次大戰時曾任重慶美國新聞處處長,他在中國戰時陪都親自接觸到「國民黨中國」的暮氣與腐化,他和拉鐵摩爾、謝偉思、范宣德、戴維斯等人,認為具有法西斯性質的國民政府不是中共的對手,蔣終將被毛取而代之。他們的預言,迅速地得到應驗,大陸很快地變色了。但是,他們的「先知式預言」卻為他們帶來了身心煎熬和前途逆轉。在麥卡錫主義的狂風暴雨中,費正清的行動受到限制,護照被吊銷,所幸尚能在哈佛繼續教書、做研究。費氏在三十多年後回憶說,當年那種恐怖氣氛和人人自危的壓迫感,是無法用筆墨來形容的。費正清是個不屈不撓的人,極右派和麥卡錫主義對他的打擊,非但未使他氣餒,反倒促使他決心要把哈佛辦成世界一流的中國研究中心。
在麥卡錫等人「戴有色眼鏡」對付異己之際,另一批極端反共的人也組織了一個專為國府撐腰的反共團體,這就是美國近代政治史上著名的「中國遊說團」(China Lobby)。遊說團裡的一個猶太富商柯柏(Alfred Kohlberg)趁機攻擊拉鐵摩爾,指責他在美國散布反蔣親共言論;在柯柏的授意下,麥卡錫本人親自在參院公開宣稱拉鐵摩爾是「在美國境內從事間諜活動的頭號蘇聯間諜」,參院外交委員會特設一個小組調查拉鐵摩爾。對蒙古史和中亞史研究卓然成家的拉鐵摩爾在聽證會上痛斥麥卡錫無中生有、指鹿為馬,他首次說出了「麥卡錫主義」這個字眼。從此「麥卡錫主義」即成為一個專有名詞,其涵義就是「以不正當的手段打擊異己或進行政治迫害」。參院外交委員會於一九五○年認定拉鐵摩爾清白無罪,但一年後麥卡錫又策動參院國內安全小組委員會調查拉鐵摩爾和太平洋學會,哥倫比亞特區(華府)的一個大陪審團亦調查拉鐵摩爾,官司一直打到一九五五年,聯邦法官終於裁決拉鐵摩爾無罪。
其實,在調查、聽証和審判過程中,包括聯調局局長胡佛在內的情治人員,以及已投誠的美共黨員,皆承認拉鐵摩爾是清白的。也許,拉鐵摩爾的唯一「罪狀」是準確地預言中共將席捲整個中國大陸。拉鐵摩爾雖全身而退,但經過一連串的政治迫害之後,美國出版商有十八年的時間不敢出版其著作,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有兩年半時間不發他薪水。他對美國失望極了,乃在六十三歲那年乘桴浮於海到英國里茲大學教書,一九八九年去世。
一九六一年春天,甘迺迪就任總統後不久,親自向他的幕僚表示,他有三個「心願」,希望在任期內完成,一是平反物理學家、原子彈之父歐本海默(J. Robert Oppenheimer);二是平反國務院中國問題專家戴維斯;三是平反世界著名諧星卓別林(Charlie Chaplin)。這三名不同領域的超卓之士都是麥卡錫主義的受害者,都是冷戰年代白色恐怖下的犧牲品。甘迺迪希望在麥卡錫的猙獰面目已完全被揭發的六○年代,癒合歷史的傷口,重新肯定這三位菁英對國家的貢獻,遺憾的是,甘迺迪遇刺猝逝,未能落實他的三個心願,而由詹森總統代其完成。
在麥卡錫主義浪潮下慘遭政治迫害的不止是美國人,一批中國旅美學者亦因中國大陸的變色而遭到劇烈衝擊,並導致近百名科學家返回中國大陸,其中最出名的就是錢學森。
五十年代初強烈的恐共和反共心理,使聯調局的反顛覆活動走火入魔,他們開始懷疑在美國頂尖大學從事科研的中國學者和留學生,錢學森即首當其衝。一九五○年春末,兩名聯調局幹員到加州理工學院「拜訪」錢學森,聲稱他是美共成員,錢氏向他們表示他從未加入共產黨,聯調局幹員又問他認不認識歐本海默夫婦和其他被聯調局認為具美共嫌疑的人。這兩名幹員的盤問越來越尖銳,問他有無繳過黨費參加過會議,錢氏一概否認。不久,錢氏的「國家安全許可證」被吊銷了,他再也無法在空軍研究計畫下的科學實驗室工作。心灰意懶的錢學森決定回中國,他不願再留在美國受歧視和監視,加州理工學院力勸他不要返國,並建議他到華府找海軍部次長金波爾幫忙,金波爾不但未出力,反而通知司法部勿讓錢氏離境,他說:「我寧願他槍斃,不願讓他離開美國,他抵得上三至五師的兵力。」從此,移民局即經常跟蹤錢學森。錢氏仍準備回國,他先行寄運書籍、筆記和文件等行李,結果這批行李被查扣,海關指控他偷運軍事機密,不久,錢氏被捕,關了十三天即獲釋。但他並沒有自由,唯一可資安慰的是加州理工學院仍歡迎他繼續留校研究。一九五五年九月,美中(共)華沙會談達成協議,錢學森獲准返回中國大陸。周恩來說,華沙會談沒有取得積極結果,但要回來一個錢學森,會談也是值得的、有價值的。
錢學森和一批遭麥卡錫主義迫害的中國科學家,五十年代返回大陸後,振興了中共的國際科學研究,西方人稱錢氏為中國大陸的「人造衛星之父」。美國科學界和軍方一致認為美國最大的錯誤就是莫名其妙地迫害錢學森等華裔科學家。加州理工學院的一名教授說:「美國以警察國家的手法對付他,對他的傷害相當大,使他覺得在美國不受歡迎。」
麥卡錫主義的盛行是一種時代錯誤,這種錯誤乃奠基於政府對自己沒有信心,對人民也沒有信心。不僅如此,對人民的所作所為和思想、理念,處處懷疑,久而久之乃變成非理性的政治控制手段。從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初一批批政治、學術與文化精英分子遭受迫害的例子,多少可以看出民智的開通、社會的進步和思想的開放,並不是一蹴可幾的。像美國這樣一個高度開發的國家,居然會瘋狂地摧殘本國一流人才,真是匪夷所思!
麥卡錫時代是美國近代史上的一段黑暗時期,年輕的文化經過這一段創痛之後,養成了抗疫的本領,從此以後再也沒有人會生活於恐懼中,擔心「帽子」亂飛。
(摘自1998/8/17中國時報記者林博文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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