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在此以前,顧維鈞已透過俞氏的好友、國際貨幣基金會組織中國執行董事譚伯羽,知道俞大維要來華盛頓,但俞多次推遲日期。後來顧離開了華盛頓,俞才到來,顧氏知道他此行是想來晤見美國官員,他談了一些個人對俞大維的認識:

「俞大維將軍是前交通部長。他曾留學德國和美國,德語和英語都講得十分流利。日本侵華戰爭期間,他在柏林協助採購軍需品,並和德國參謀部保持聯繫,德國總參謀部則又和在華的德國軍事顧問保持聯繫。同時,他也認識很多美國將軍以及美軍的其他高級官員,而且很受他們器重。顯然,他前來美國是為了觀察這裡的形勢以及美國政府和美國輿論對委員長和國民黨中國的態度和政策。他是一位頭腦清楚的思想家,有點沉默寡言,除非他覺得確實有事值得一談,否則就緘口不言。總之,他不僅頭腦冷靜,才智出眾,而且能如實審察客觀事物。他不沉湎於幻想,也沒有野心,一貫表現對政治無興趣。我盼望和他一談。」

發揮深刻參謀功能

作為一個資深外交家,顧維鈞對俞大維才能和品格的看法,無疑是正確而深刻的,尤其是他觀察到俞大維和德國軍事參謀的聯繫這一點相當了不起,因為俞大維在軍事領域的素養主要是參謀學,而在日後台海衝突中,他實際上擔當了老蔣總統的聯合參謀長,從戰略部署、後勤補給、人員訓練、武器籌獲,以至士氣維持都一一顧及,甚至多次乘坐偵察機到大陸偵察!他發揮了一個國家最高層級的參謀──聯合參謀部的功能,這正是中華民國國防體系不足的地方。

更重要的,參謀是上承最高統帥的戰略意圖作業,他不會去改變最高統帥──蔣總統的戰略布局。例如他個人同意從軍事角度看守台澎,不一定要守金馬的說法,但蔣從政略層面以維繫民心士氣為目的決定固守金門時,俞大維便全力遵行,這便是參謀的本色。德國軍事家的格言:參謀是無名的。日後在台海的戰爭中建立殊勳的俞大維,如分的做一個無名英雄,不忮不求。

3月11日顧維鈞回到華盛頓,15日俞大維來訪,「兩維」終於見面。據顧氏說他們進行了一次全面的交談,並就美國對台灣的政策和態度互通情報,顧氏說俞大維急於想知道他對美國意向的看法,正如自己「想知道他從和他的美國朋友交談中所得到的看法一樣」,似乎俞氏的價值之一是他有很多「美國朋友」。

顧氏說美國提供了一些軍事及經濟用以保衛台灣,而不助我政府用於收復大陸,內裡是對蔣委員長和中華民國政府仍有誤解,他說美國不會下決心對蘇俄或中共執行強硬的對外政策,也不認為第三次世界大戰會發生。顧氏問俞大維對中華民國前途的看法,據顧氏說,俞泛泛的回答了3點:

「一、我們自己在台灣的所作所為;二、東西方之間世界局勢的發展;三、我們在華盛頓的外交努力。他把華盛頓看作是我們最重要的中心,並認為我國未來在很多方面是掌握在美國政府手中的。」俞大維謙卑的向顧氏表達自己只是一個晚輩,又頌揚顧氏的看法反映了「一位對國際事務富於經驗和有洞察力的人的判斷。」

固然,俞大維所說的是對的,相信當時顧氏聽入耳時不免會有點飄飄然;俞大維總是能令和他接觸、相交的人欣然愉快。俞大維還向顧氏提出三位大有前途的美國軍人,要求顧氏和他們建立友誼。他們是美國陸軍副參謀長博爾特將軍、陸軍參謀長勞頓‧柯林斯(Lawton Collins)將軍,以及在國務院和五角大廈與奧姆斯特德(George Olmsted)少將一起掌管對外軍事援助的拜羅德(Henry Byroade)將軍。顧氏說,俞一再表示他在美國陸軍中的朋友可能有助於顧氏,如果需要他協助時,務必找他。俞大維在抗戰時認識很多美國軍界的領導人物,此時此刻對孤立無援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外交上發揮了一點作用。

敏銳觀察沉默寡言

俞大維又說,在4月他會回台灣,但不知會擔任些什麼工作,基於健康理由,他希望擔任輕鬆一點的工作,可見當時俞大維的病還沒有完全治好。3月19日,俞大維再來見顧維鈞,跟他話別,並說返台前會先往舊金山訪問。顧氏在此日如此描述俞大維:「我覺得他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但又是一位沉默寡言的人,這也許因為他是學數學和哲學的原故。」

俞大維回到舊金山。他的夫人陳新午及其他一些親屬都在那兒。董浩雲說他在1951年4月30日在舊金山不期遇見俞大維,並於次天拜訪了他,知其日內將返國,並說他是應召赴台,個人無意出任官職。但回台先後見過總統和陳誠後,他便再到美國出任新職,可見總統有用得著他的地方,他就鞠躬盡瘁,必定效勞,他就是守著「士為知己者死」之傳統的人。(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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