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介石曾經多次向邱吉爾與英國大使表示,香港必須交回給中國,他在在1942年12月31日的日記中寫道:「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軍手中取回,則彼(英國)雖狡猾,亦必無可如何。」然而日本戰敗後,英國派軍隊搶先接收香港,更重要的是,美國對此事向蔣介石施壓,國府只得暫時作罷。新中國成立後,出於各種考慮,暫時沒有收回香港,但北京高層的共識,仍然是在合適的時機,必須以合適的方式收回香港;這也是為什麼中國宣稱,1997年7月1號之後,香港是「回歸」祖國,對香港是「恢復」行使主權。

香港內地文化差異

二戰以後,英國政府迫於國際局勢的轉變,開始在香港逐步推動政改;最後一任港督彭定康的政改力度最大,變相的讓香港人享有了直接選舉的權力。此舉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的內容,北京對此表達了嚴正抗議;然而,彭定康堅決地推行「彭方案」,並且獲得了香港政黨的有力支持。

在1986年之前,香港年輕人就讀大學的比率僅僅是2%。1980年代中期,港府開始推動高等教育改革計畫,準備在2000年之前,將年輕人就讀大學的比率逐步提高到18%。1989年六四事件發生後,港府將其提前到1994年完成。

有部分香港華人菁英戲稱,英國在認識到必須把香港主權交還給中國後,開始在香港注射「西方式民主病毒」。這個看法有一定根據,香港近年所發生的一連串抗中行動的主要成員,絕大多數都是成長於港英政府政改與教改之後。

在港英政府推動政改與教改幾十年後,有非常多香港華人已經自覺與內地不再是同呼吸、共命運的同一群體。香港華人自認為有著不同於內地的「自己的」歷史與文化;香港人與內地人之辨,除了生存方面的競爭,還存在著價值取向不同的衝突。

在港英政府的治理下,香港在二戰以後的發展一直呈現穩定的進步態勢。由於民主與法治對英國人而言,已經是淪肌浹髓。英國人基於多重原因,希望能給香港留下一個更符合英式價值體系的政治制度,盡可能的維繫與延長香港的「英式面貌」。

然而有太多證據可以說明,全面的西式民主,在非西方國家均有著程度不一的水土不服現象。

香港人對內地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始終抱持著一種猜忌與不安的想法,這正是香港長期在英國治理下所必然產生的文化差異現象。

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依靠幾句口號,或推出幾個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

達到既統且合境界

中國政府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嘗試過的政治道路上,這30年來,取得了瑕不掩瑜的亮眼成績。最穩妥的方式,仍然是中國政府能夠鍥而不捨的繼續完善現有政治制度,一面探索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方式,一面探索中國傳統在現代化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

只要老百姓的生活能夠不斷改善,中國人的地位,從經濟到價值取向,都能夠逐漸的朝向引領世界的方向奔去。假以時日,香港人對內地人的「成見」,一定能夠完全消除,真正達到所謂的「既統且合」的境界;而這個願景,也完全適用於當前的兩岸關係。(作者為浙江大學光華法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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