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到北京參加兩岸新聞交流30年研討會。過去30年間,我參與3件有關兩岸新聞交流的重要進程,第一件事發生在1987年9月11日,我那時候擔任《自立晚報》總編輯,當天上午我寫好一份新聞稿,在中午12點左右接到吳豐山社長從機場打回來的電話,說他已經順利把李永得和徐璐兩位記者送進候機室,可按預定計畫進行換版。放下電話,我立即把稿件交給第一版的主編。一個多小時後,台北街頭書報攤上的《自立晚報》出現醒目標題:〈本報特派記者李永得、徐璐由東京赴大陸採訪〉。他們順利抵達北京首都機場時,前來接機的中國新聞社港澳台部主任陳佐洱劈頭就說:等你們等了38年了!

確實如此。這是一次突破政治禁忌的歷史性創舉。從此以後,兩岸之間的新聞交流一瀉千里,波瀾壯闊,沛然莫之能禦。經由新聞交流帶來了可觀的傳播效益,特別是在增進兩岸人民之間的相互了解上,無疑是巨大而影響深遠的。

我參與兩岸新聞交流的第二件事是掌理《中國時報周刊》的編務。周刊創刊於1992年1月5日。這份刊物在台灣、香港和美國同步發行,全本彩色,是有史以來第一本在3個跨境區域同步發行的新聞刊物,也是第一份結合包括中國大陸在內的全球各地華人新聞同業和作者的新聞刊物。中時周刊所設定的目標是進入中國大陸,以便成為史上第一份涵蓋全球華人的新聞周刊。

周刊的創刊體現了傑出報人余紀忠先生的崇高理想。在發刊詞中,揭示創辦這份刊物的宗旨在於兩岸三地未來所進行的民族、政治與經濟的整合中,存在著諸多亟待克服的障礙,中時周刊致力的方向,「就是要兩岸三地的困局,為十餘億中華國族,倡導一個可望而又可及的前景。」

遺憾的是,由於理想和現實之間存著巨大落差,以致在運營上一直巨額虧損,意圖進入中國大陸更是邈不可期,兩年多後關門大吉,但留下一個殘夢,就是辦一份涵蓋全球華人的新聞媒體。

我參與兩岸新聞交流的第3件事大事是2013年12月間在北京釣魚台賓館舉辦的「海峽兩岸媒體前瞻論壇」。在那次研討會中,我提出兩岸新聞交流的三項期望:

一、確保新聞採集的自由與便利:所有媒體申請到彼岸設立採訪辦事處,任何一方不必在形式、採訪時間、人數上設限,好讓閱聽眾接觸多元而真實的對岸訊息。

二、呈現對方社會真實而不扭曲的全貌:媒體不存操控意圖、不主觀塑造彼岸特定形象,只像一面鏡子一樣反映真實面貌。

三、開放新聞訊息自由傳播:無論本地媒體或是彼岸媒體,報導對岸的專業自主權應獲得完全尊重,而媒體透過現有平台與通路傳播,也應有完全不受干擾與限制的自由。

在此兩岸新聞交流30周年之際,檢驗交流的進展,可發現真實的情況距離這3個理想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計。展望未來,受制於兩岸協商的政治基礎不復存在,以及兩岸各有體制延續以及現狀維持的考量,也很難寄望兩岸新聞交流會有任何新的進展。

遺憾的是,目前兩岸之間的新聞採集確是處處設限,仍然極不便利。無論是辦事處的設立、採訪自由、採訪期限以及記者人數都是關卡重重,致使新聞雷達偵測與採集信息的功能深受干擾與阻擾。客觀而論,台灣方面諸多的設限和心態上的閉鎖,尤甚於中國大陸。台灣開放充分的新聞自由已近30年,然而卻對大陸媒體工作者防範與管制甚嚴,且嚴於對方。癥結在哪?

美學大師蔣勳最近針對台灣中學教科書減少文言文等去中國化措施發表評論指出:「台灣卻因為不確定性,對所有東西都杯弓蛇影,老是自卑、防衛、躲。」他提醒台灣各界不要那麼沒有自信,要變成「文化主體的操控者」。

台灣不是自稱擁有充分的新聞自由嗎?為何在新聞交流基礎事項的開放上嚴於陸方?即使在新聞媒體的落地上,同樣也未表現出應有的自信。這難道不是自陷矛盾而把原本具有的優勢變成劣勢嗎?

兩岸新聞交流遲滯不進的主要癥結就在於自信不足。關於自信問題,中共總書記習近平上月間在19大的報告中要求樹立「四個自信」,也就是要有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既然如此自信,則何懼之有?我們相信兩岸之間新聞交流現存的一些障礙應在自信心支撐下逐步破除,大陸方面尤應開放信息的自由流通。

(作者為資深媒體人、弗利思特文化公司總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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