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外交部長吳釗燮是在美國讀書時就認識的,我們兩人都是中西部10大名校畢業(我是普渡大學,他是俄亥俄州立大學),我留在美國教書8年,而他回國到母校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任職,1995年我從國外回來,進入同一單位的美歐所,成為同事。

吳部長在2002年進入民進黨政府工作,擔任總統府副祕書長,陳水扁總統連任後,他又成為陸委會主委,接著出任駐美代表,宦途相當順遂。我們當時一直還保持聯絡,2006年他借調期即將屆滿前,我還問他是否要歸建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當時他說按個人意願,確實有意重回學術界,但若總統要他繼續留下來,將會難以婉拒。隨後他出任駐美代表,借調時間已過,就沒有歸建的問題。

2008年二次政黨輪替後,他卸下公職,回到台灣。當時我們的一些同仁,特別是鄭端耀主任,得知他有意願重返學界,都希望他能再度加入國際關係研究中心,不僅是因為陸委會主委及駐美代表的資歷,他的「反對黨」身分也讓我們這個研究中心對兩岸關係及台美關係上有更深入的掌握,並在接見外賓對話時提供多元的觀察。

個人記得當時有政治光譜上偏藍營的同仁,不太願意在借調時間已過後,再單獨為他向學校要1個名額。然而,畢竟吳釗燮部長過去的學術表現,乃至於政務官的資歷,都會是我們中心的一項資產,因此,最終鄭主任還是極力向學校爭取,我們再度成為同事。

猶記得,當時有另一位曾在民進黨政府擔任政務官的學者,也想重回學術圈,但卻遭申請的南部某國立大學以過去幾年沒有學術著作表現為由予以拒絕。個人認為政務官在從事公職後,應當難有閒暇時間從事學術研究,這項要求顯然是象牙塔內的思維,完全不合理,幸好政治大學的校教評會最終還是接受了這項人事案。

隨後,他受民進黨蘇貞昌主席邀請擔任政策會執行長時,個人就認為這和當初不再出任仕途的承諾相違背,因此希望他不要再用借調方式,而是直接離開學界,轉換跑道。吳釗燮教授或許也認為不適合要求同仁通過他的借調,因此選擇辭職。在第3次政黨輪替後,他再度進入政府,先後擔任國安會祕書長、總統府祕書長以及外交部長,我相信他必然認為當時離開學術圈的決定是正確的。

最近,當我看到前行政院長江宜樺獲聘擔任中正大學戰略暨國際事務研究所專任教授,但卻遭該校部分師生抵制的消息後,立刻想到當年我們聘用吳釗燮部長一事。若以當年藍營重新執政、亟思改善兩岸關係之際,我們請一位曾在民進黨執政時期擔任過陸委會主委的政務官重回學術界,也有可能是一項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然而當時並沒有感受任何壓力,也沒有太多的質疑。如今一位卸任的行政院長,在經過許多名校聘任後,願意出任中正大學的教職,竟然會引發爭議,令人費解。

以江教授的學養及從政經驗,他絕對會是中正大學的一項資產,學術界要是連這點氣度都沒有,也難怪我國大學排名節節下滑,欲振乏力了。

那些以江院長處理太陽花學運不當為由,而提出反對意見的中正大學教授及學生們,你們實在應該歡迎這位昔日的「政敵」到學校來教書,甚至勇敢地選江院長的課,與他進行辯論。個人相信江教授一定也願意和你們直接對話,將他處理該事件的經過做有系統地說明(而不是媒體片段不完整的報導),這才是學術圈應有的態度,不是嗎?

至於吳釗燮部長,己所欲、施於人,雖然你和江宜樺院長擁有相異的意識形態,屬於不同的陣營,但摸摸你曾是學者的良心,以個人過去重返學術界的經驗,難道不應該說兩句公道話嗎?江宜樺院長難道不應該擁有像你一樣、重返台灣學術界的一次機會嗎?

(作者為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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