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晚清以降,近代中國歷史充斥著無盡的苦難、悲痛和動盪。然而加拿大副教授雷勤風的新書《大不敬的年代》卻以外國人的視角告訴我們,晚清、民國也可眾聲喧譁,以笑聲來書寫。

在中國面臨各種焦慮之時,「笑」提供一種了解現代化中國家的不同敘述方式。

這是近現代中國第一個,但不是最後一個大不敬的年代。本書中提到的每一種笑,都以某種形式,在一連串將幽默從1930年代全盛時期帶入尾聲的事件當中存活了下來。1937年對日宣戰、1945年繼續的國共內戰、1949年的共產黨建國,都各自破壞了某些喜劇文化,並創造新的取而代之。就像《新笑史》在二十世紀早期的出版市場一再出現一樣,「你聽過這個笑話嗎」和「說個笑話來聽聽」的歷史,也同樣一直在尋找新的笑料。

女人角色愈來愈顯著

舉例來說,女人在二十世紀早期常被用作仇視女性笑話的笑點。雖然這可以簡單地用傳統父權心態的遺跡來解釋,但它同時也側面反映了女人在中國社會的角色愈來愈顯著。史學家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指出,由於抗日戰爭讓男人離開家庭、使家庭崩解,因而給中國女人製造了機會。這同時也改寫了現代中國滑稽寫作的歷史。蕭紅、楊絳、蘇青和張愛玲開始寫出膾炙人口、有趣的作品,同時「敲響中國女人在性別歧視環境下困境的一記警鐘」,而不需要將女性描寫成受害者。

楊絳以都市資產階級為題,寫了三部風俗喜劇,其中《遊戲人間》繼承了1890年代一部輕佻劇的主題。蘇青1944年的小說《結婚十年》是一部半自傳式的婚姻諷刺劇,它的人氣引發了一部短篇的問世,名叫〈求婚十年〉,其作者正是徐卓呆。徐卓呆的延伸創作將蘇青寫進了他1928年〈女性的玩物〉的新版本,描述一位神祕的人氣女作家引誘男性讀者在公開場合出醜的故事。在這個惡性通貨膨脹的新年代裡,向彭茀契小姐求婚者有兩千五百名(邱素文則只有一千二百三十四名),買兩張票帶彭女士去看戲要花二千元了。他們不是身上帶花,而是帶著這位碰不起的小姐的書《求婚十年》,原價二百五十元(二百五是上海俚語「笨蛋」之意),但今天忽然要賣一千元了。當年六十六歲的徐卓呆又玩起了老把戲,但這次欺騙讓他的女主角成了百萬富婆。

女人也會回應著名的男性作家。在1947年由張愛玲編劇的風俗喜劇電影《太太萬歲》的第一幕中,少奶奶告訴老太太最近有一齣袁雪芬主演的紹興戲叫作《祥林嫂》。「《祥林嫂》?沒聽說過」,老太太如此答道。少奶奶回答:「聽說是一齣新戲,挺苦的!」「啊!」老太太興奮地叫起來,「苦戲!越苦越好──我就愛看苦戲呢!」張愛玲此劇是為一群極欲娛樂的群眾而寫,也正因如此,她將魯迅的道德寓言描繪成一種供資產階級娛樂的產品。

據稱在1939年,毛澤東曾叫人送一本《何典》到他位於延安的戰時基地。雖然這共計二十本書最後應該是沒有運到,但共產黨後來還是大量運用鬼的概念來否定過去,並樹立自己的正當性。共產黨政府的國營製片廠1950年拍了電影《白毛女》,其故事改編自民間傳說,將革命描寫為人類對抗鬼怪的故事。它是一則寓言,講的是國家的再生,並以一段標語作結:「舊社會把人逼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中國人在抗戰時早已運用鬼這個稱號來罵日本人,而現在又再度登上政治文宣的版面。最著名的就是文革時期指控的「牛鬼蛇神」。正如劉復創立「鴛鴦蝴蝶派」,最後卻失去了引人發笑的特性,而成為整個類型流行文學不帶褒貶的標籤一樣,後來這些「鬼」也變成了脫去諷刺與幽默意涵的一般性描述。

理論上,黨是歡迎笑的。毛澤東發表於1942年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一系列戰時的演講預告了1949年之後的文化政策。在演講中,他明確允許了兩種笑:諷刺與歌頌。在這段演講1953年出版的修訂本中,毛澤東重申「諷刺是永遠需要的」,並引用魯迅作為例證。毛澤東宣稱他只反對「諷刺的亂用」以及不符合目標的諷刺,不論是對付「敵人的」,「同盟者的」,還是「自己隊伍的」。

相聲演員好比鱷魚鳥

毛澤東顯然沒有替「幽默」說話,但他的黨國體制倒是頗買幽默家的帳,尤其是連不識字的人都能聽懂的相聲和說唱藝術。這可能是有史以來第一次,中國的滑稽藝術得到了國家的大力支持,而使滑稽表演藝術很快地成為對草根階級灌輸政治意識的重要工具。但推動這個為政治目的服務的大眾幽默表現形式的運動,最多也只能說是成敗參半而已。

語言學家莫大偉(David Moser)就認為毛澤東時代的意識形態控制與審查「扼殺」了這種曾經前衛而直接的藝術形態。而根據民俗學者Marja Kaikkonen的說法,受國家支持但同時被強迫把段子淨化的相聲演員,在黨的指導下,並沒有創造出很多真正受人民歡迎的劇作。林培瑞將接受國家資助的少數相聲演員比為鱷魚鳥,這種鳥類清理鱷魚的牙齒以取得食物,但卻必須冒著鱷魚大嘴突然關上的危險。

1951年,中國共產黨將從美國歸來的老舍譽為替革命服務的「人民藝術家」。在這個頭銜的光環之下,老舍多次被要求定義何謂幽默、喜劇和諷刺,並解釋它們在新藝術地景中的位置。(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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