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人在大陸》外號「中國移動」的加州麥可

我在勺園的另一位名叫Michael（麥可）的朋友是美籍華人，他的中文名字叫徐木恆（音譯），來自加州灣區；為了與紐約麥可做區別，我稱他為加州麥可。1999年春天，我以台大研究生的身份到北大交流時，曾經和麥可，還有一堆北大的外國留學生，一起去三元橋附近聚餐過；沒想到2000年秋天，我正式到北大上學後，麥可還住在勺園。麥可的中文一般，只能勉強溝通；不過他天生自帶喜感，臉上永遠掛著笑容，所以很得人缘。

加州麥可的父親是台大校友，正好趕上「來來來，來台大，去去去，去美國」的年代。麥可的祖父仍然住在山東，在他勺園三號樓宿舍的牆上，貼著他祖父寫給他的毛筆字。麥可曾經在台北美國學校（TAS）上過一年中學，所以他對台北不算陌生，對台灣的美食，也十分懷念。台北美國學校原隸屬於美國國防部，早期帶有基督教色彩，上一世紀八零年代末遷到天母現址。天母一帶有好幾所外僑學校，所以那一個區域聚集了許多外國人。TAS的辦學成績不錯，每年都有一定數量的學生能申請上美國頂尖大學。我上中學的時候，台灣中學生心目中最好的高中是建國中學與北一女中。幾十年前，TAS的學生家裡非富即貴，已經超過了我等一般中學生作夢的範圍；蔣家第四代，辜顯榮家族的後代，都有多位曾在TAS就讀過。

我有一個鐵哥兒們是一位醫師，建中畢業，老家在台北孔廟旁邊；他唸過薇閣小學，那可是台北著名的貴族小學；但是他回憶說，當年校車經過TAS的時候，每次他都有一種：「唉！我們學校還是輸了的感覺。」王醫師在榮總胸腔內科當R（住院醫師）的時候，我們經常一起去天母附近的軍艦岩爬山，有一次我俯瞰著山下的台北市問道：「不知道天母那些帶有游泳池的別墅一套要多少錢？」王醫師說：「肯定很貴，小時候我覺得天母的別墅是天使住的地方。」我噗嗤一聲的問他：「那陽明山上的別墅呢？」他遲疑了一下，然後說道：「那是上帝住的地方。」

加州麥可經常在外旅行，這說明了他爹是一個成功的商人；我給麥可起了一個外號，叫「中國移動」，有時候我也叫他「神州行」。我告訴麥可，你不熟悉中國的情況，一個人出外旅遊，務必注意安全；沒想到他居然告訴我說，他的家鄉美國才是全世界最危險的地方；九零年代中期，他在柏克萊讀本科的時候，幾乎每週都能聽到槍聲；他不帶開玩笑的說：「China is very safe.」

加州麥可一向笑臉迎人；印象中，我只見過一次，他的神情顯得既哀傷又嚴肅，那一天是北京時間2001年9月12日上午。911時期，勺園的氛圍迥異於往常，幾乎所有白人學生的臉上都充滿了憤怒、震驚，與哀傷；中東學生則是異常低調，有一位我熟識的巴勒斯坦學生告訴我，他也不能接受這種恐怖行動，但是大家必須知道，以色列的大砲與飛彈，一直伴隨著他們成長，他的家鄉幾乎找不到任何一幢完整的大樓，他有多名親友死於轟炸，而這些事情，不能說與美國完全無關。少數中國同學，對「萬惡的美帝」被恐怖襲擊，感到非常興奮，有者甚至是喜形於色，當時讓我深感詫異；後來我逐漸明白，主要原因還是這些同學的知識面太窄，而且腦子被洗過，即使上了北大也沒能清醒過來。我在宿舍本來從不看電視，為了跟蹤911事件報導，我在9月12號那一天的下午，去人大附近的國美電器買了一台小電視。

加州麥可曾經在中央電視臺第九頻道（英語頻道）工作過一段時間。他說央視會找上他，那是因為他長了一張中國人的臉，但是又能說流利的英語，這樣外國人會以為央視的中國播報員的英文水平很高。能在央視工作，就意味著你的臉有可能會被上億中國老百姓記住，即使那是個英文頻道；但是麥可對這個難得的機會，似乎並不怎麼「感恩」；他在央視上班期間，下班回宿舍後，經常咒罵央視員工；他總是說：「你如果想要學習怎麼更好的懶惰，那就應該去央視工作，那兒什麼也不教，專門教人懶惰。」我看過幾次麥可的體育報導；持平而言，以運動節目來說，他的播報語速略慢，神情有些緊張，流暢度也有待改進。

我的通訊錄裡至今存有加州麥可的聯繫方式，但是我們已經好久沒有聯繫了。麥可對中國的感情很複雜，或許是因為他在中國期間，不管是在工作上，還是感情上，都發生了水土不服的現象。他多次感慨的告訴我，他覺得美籍華人是所有華人群體中，最單純，最善良的一群。我現在的感覺則是，美籍華人應該是華人群體中十分幸運的一群，他們需要面對的傳統糟粕非常少，他們長著一張沒有受過欺負的臉，他們的神情始終很放鬆。

音樂往往能夠將我們帶入某種情境，「阿甘正傳」的電影配樂，總是能夠喚起我的美國回憶；每次聽到這首曲子，我都會想起劍橋市，那是迄今為止，我在美國住過最長時間的城市；我也會想起我們那已經被拆掉的眷村老家，我上小學的時候，我有三個哥哥同時在上大學，所以我們家很早就有外文書籍與外文雜誌，我三哥在家中書房的牆上貼了兩張英文版的地圖，一張是美國地圖，另一張是世界地圖；他還貼了一張美國中西部農村景色的海報。我對美國的最初印象，就是源自家中的外文刊物，以及書房牆上的地圖與海報。美國在我們這一代人心中的印象光譜非常寬廣，那是一種美軍的感覺，一種美國大學的感覺，一種美國中西部廣袤無邊的感覺，最奇妙的是，那還是一種眷村的感覺。我在勺園4-220室宿舍的牆上，也張貼著一張簡體字版的世界地圖；凱特以前到我房間時，還笑著說過：「Hey!你這兒貼著一張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地圖唷（西方國家的世界地圖中心是歐洲）。」我在勺園的時候，晚上睡前，經常會想起台灣的親友，台灣的景物，甚至是台灣的泥土味道與空氣濕度。北京與台北的直線距離大約在1850公里左右，我一個人躺在北京市海澱區的某一幢宿舍樓的小房間裡，伴著微弱的燈光，我扭開了枕邊的短波收音機，調到了台灣的隨便什麼電台，當收音機裡流淌出國語、閩南語，或是台灣的流行歌曲時，我的心與台灣是沒有距離的。

（《渡盡劫波兩岸情緣》之二十三）（王冠璽／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