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改革開放40年,中美建交也即將屆滿40周年。這兩件大事有著緊密的內在聯繫:中美關係正常化是大陸啟動改革開放的必要條件,改革開放進程又助推了中美關係的發展。40年來美國從改革開放中受益良多,但也滋生了許多錯誤心態。如果要讓改革開放和中美關係重新回到相互促進的良性軌道,中美兩國都需要作出調整,尤其是美國必須破除其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迷思。

總體來說,40年波瀾壯闊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大陸的面貌煥然一新。不僅經濟社會活力不斷迸發,中國在政治上也變得更加開明,外交上更是從格格不入的異類轉型為現行國際體系的重要成員。這些積極的變化都得到了美國的鼓勵與歡迎。華盛頓希望北京繼續改革開放進程,尤其期盼未來的中國更加民主化、自由化、市場化與法治化,並在國際事務中成為美國可以信賴的負責任的合作夥伴。

然而,中國的改革開放並沒有完全按照美國的預期推進。在美國戰略界的不少人看來,事實證明尼克森政府以來美國篤信的「深化與中國的商業、外交和文化聯繫將改變中國的內部發展和外部行為」這一假定是錯誤的。尤其是習近平上台後,中國在政治上更加威權主義,經濟上更加國家資本主義,外交軍事上更加擴張主義,這些動向不但與美國的期望大相徑庭,而且損害了美國的國家利益。總之,中國的改革開放出現了「逆轉」甚至走上了「邪路」,與美國的要求漸行漸遠。

副總統彭斯在哈德遜研究所的演講更是難掩川普政府對中國改革開放的失望。彭斯宣稱,在蘇聯解體以後,美國認為一個自由的中國必將出現,為此美國同意向中國進一步開放市場,並支援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但美國對「自由中國」的期望未能實現,「雖然北京口頭上仍然承諾繼續『改革開放』,但鄧小平的這項著名政策現已成為空談」。不僅如此,彭斯還認為,中國的經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國在中國的投資所推動的」,但中國卻以犧牲競爭對手,特別是美國的利益為代價,奠定了自己的製造業基礎。雖未明言,但「忘恩負義」四個字溢於言表。

美國對中國改革開放的負面認知與現實極不相符,美方亟需破除對改革開放的三大迷思。首先,美國應當反思其對中國和平演變的錯誤預期,尊重中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鄧小平早就說過,「美國的制度中國不能搬,美國制度究竟好不好,美國人自己說,我們不干預。兩國相處,要彼此尊重對方」。習近平最近也鄭重宣示,中國會毫不動搖地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不該改的、不能改的堅決不改」。

其次,美國也不要處處以先進國家自居,動輒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品頭論足,說三道四。中方已經明確,改革開放改什麼、怎麼改必須以是否符合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總目標為根本尺度,換言之不會以美國人的好惡為標準。美國與其頤指氣使當中國人民的教師爺,不如反思其內外治理的亂象,謀劃一下本國的改革開放。

再次,美國也不要以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功臣自居。的確,中國改革開放獲益於美國的資本、人才、技術與經驗,但美國也從改革開放中得到了豐厚的回報,這在本質上是互利共贏的合作關係。中國改革開放的最大功臣不是美國,而是億萬勤勞、智慧、勇敢的中國人民。在改革開放中中國並不虧欠美國。

當然,在要求美國糾正錯誤心態的同時,中國也應當積極回應美國對於改革開放的合理訴求。比如,上海美國商會會長季瑞達最近在接受大陸媒體採訪時就道出了美國商界的兩大關切:如何應對中國產業結構調整政策中的公平性因素?如何才能改善美國企業的市場准入問題?

鼓勵公平競爭,放寬市場准入本來就是中國改革開放的題中應有之義,但由於種種原因,落實情況不盡如人意。中方不妨將當下的中美經貿談判作為契機,將美方的上述合理訴求轉化為倒逼進一步改革開放的動力,從而在爭取化解貿易戰的同時解決一些國內深層次的體制機制問題,最終使改革開放與中美關係的互動重新回到良性軌道。(系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