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法官去年11月底做成釋字第770號解釋,意義重大。但是需要依照立法院半個月後才修正通過、於今年1月4日公布、3年之後施行的《憲法訴訟法》加以理解,方能正確掌握其脈絡。

此項解釋的主題,是關於「現金逐出合併」的少數股東權益保障。解釋文中指明,《企業併購法》的兩項條文,於該法2015年7月8日修法之前,因為未使遭逐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暨有控制股東及董事有關其利害關係之資訊,亦未就股份對價公平性之確保,設置有效之權利救濟機制,上開二規定於此範圍內,與憲法第15條保障人民財產權之意旨有違。

解釋文又說,聲請人得於解釋送達日起2個月內,以書面列明其主張之公平價格,聲請法院為價格之裁定。法院應命合併存續之公司提出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公司財務報表及公平價格評估說明書,相關程序並準用2015年7月修正公布之《企業併購法》第12條第8項至第12項規定辦理。

這項解釋耐人尋味之處至少有二。第一個問題,不少人問,大法官說《企業併購法》舊法條文因為欠缺足夠的保障而違憲,理由書中又說新修的條文也有「未臻妥適」之處,但是解釋之中並無一語論及違憲條文的效力如何,是立即失效還是不予適用,還是定期失效?啟人疑竇。

這項解釋應是大法官迎接憲法審判法時代到臨,正式回復司法審判角色定位的作品。正確地說,應該是憲法法庭的一宗裁判,只是依據尚屬有效的現行法仍然稱為解釋而已。大法官作為法官,本質職務是審判,抽象解釋則應該是非到必要不輕易為之。這則裁判的要旨,是在說明法律於什麼範圍內不符憲法要求(例如法律可以規定現金逐出合併使得遭逐股東喪失股權,但未能有效提供足夠資訊及公平價格救濟),致使聲請人的權利沒有得到應得的司法保障,乃對聲請人回到法院時應該得到怎樣的司法救濟,做出個案諭知。至於法律提供的憲法保障不足,應該如何調整或是進行正確的適用,大法官選擇不做具有通案效力的解釋,而讓立法部門(考慮是否修法或函釋)、行政部門(考慮是否提案修法)及法院(考慮如何在審判中善用憲法提供當事人適當的司法救濟)各自運作,也不妨看作是大法官正在自我調節規範控制的權力。

第二個問題,《企併法》規定的是控制股東與遭逐股東的權利義務關係,與主要是在規範政府與公民關係的憲法何干?在憲法學上,這常被形容為憲法第三人效力的問題;在本案中發問,就是憲法為什麼會對於企業合併的控制股東直接發生拘束力?

憲法會對第三人發生拘束力,有多條路徑。第一條稱為準政府行為,就是私人之間如果發生了可與政府人民之間相類似的命令支配關係,就可以直接適用憲法加以規範。若用此理論看待本案,就是在公開發行公司的合併活動中,將控制股東(加上董事會)與少數股東間的關係,看成是類似於政府對於公民的支配命令關係,以為須受憲法直接規範。湯德宗大法官藉公用徵收來看待遭逐股東喪失股權,也不妨看作是這樣一條思路。

第二條路徑,則是以為憲法要求國家有提供保護第三人(特別是弱勢者)的義務。譬如政府依照憲法要求立法並且執行,來排除社會關係中的性別歧視,就是在履行國家保護義務。本案中國家有保護遭逐股東權利的憲法義務嗎?一個前提是必須要有憲法明文的規定,但解釋中似乎沒有提及。

第三條路徑,則是以為憲法對於財產權的制度性保障,包括正當法律程序的要求。這條路徑,也尚有待司法再具體闡明其具體內容以及適用範圍。

第四條路徑,則是用新興人權中的社會權加以理解。也就是說,基於特定的社會連帶關係作用,憲法賦予關係的一方發動政府公權力來強制另一方為給付的基本權利。本案中,就會是基於公開發行公司股東間的社會連帶關係,遭逐股東有要求政府立法強制控制股東及董事會提供資訊透明的交易平台與符合公平正義的逐出價格,彌補股權喪失損失的基本權利。

簡單地說,這則解釋,業已預告了憲法司法救濟的方興未艾!

(作者為法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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