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時候清華園美國化的空氣濃厚到十二萬分,上自校長下至聽差,開口是美國,閉口也是美國。清華學校要成呂宋大學了。當時外面罵清華的人漸漸的多起來,而攻擊最猛烈的要算北京國立大學的學生。他們都說清華是買辦學校,所以最漠視中文。這也難怪,清華的教育政策是要造成一個純粹美國式的大學,又何必注重中文呢?」

教書先生當面受辱

以上批評雖有些過火偏激,確也是實情,儘管周詒春後來意識到此一弊病,並欲加糾正,但慣性使然,收效甚微。正是鑒於這樣一種校園氛圍與教育方針,造成了清華國學部課程、特別是中等科國文教學的慘澹,而聘請的教書先生不被重視,甚至當面受辱也就不足為怪了。對於這段生活,《清華大學校史稿》有如下描述:

第一,清華升級,以英文課為標準。中文插班生,到高等科四年級後可以不再上中文課,但仍須等英文課念完高等科四年,方能畢業。這無異於重視英文而不重視中文。而學校按排的課程,中文課目根本不多,只國文、中國地理、博物等三四門。除國學外,也全用英文。如此以來,學生對中文課自不免漠視,對國學教員也連帶輕視。

第二,按清華當局安排的課程表,中文課時間都排在下午一至四時,之後是體育活動時間。由於沒有午休,學生上起課來精神疲倦,打瞌睡的很多。有學生回憶說:「學生過了午刻,把西學課交代過後,便覺得這一天的擔子全卸盡了,下午的國文課,只好算是雜耍場、咖啡館。」教國學課程的教師,都是前清舉人或進士之類遺老,除少數學有根柢、思想與時代同步外,大多思想迂腐、近現代學術淺薄之人,八股文章做得頭頭是道,近現代文化與學術茫然無知,且頭腦僵化,滿口「子曰」、「詩云」與仁義道德,最為津津樂道者為「尊崇孔孟」、「忠君愛國」之類「聖道」,對傾向「共和人士」恨之入骨,不斷詆毀甚至詛咒、謾罵,如有一位馬季立老先生,張之洞督湖廣時代,被聘任為兩湖高等學堂教習,歲入千金,除購書外不名一錢。此老「貌古瘦,極似畫像中錢大昕,不能治生產,中年喪妻,遺子女各一,遂不娶,佐飯唯嗜醃肉白菜,而衣履襤縷,時時見肘決踵。」如此一副尊容與打扮,與清華流行的美國化、新風氣極不協調,因而此老常常在眾師生面前,慨歎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之類,並在課堂內外指斥與自己思想相背的學生:「吾輩祖宗皆受清室三百年之恩澤,不能報德,而反詆之,不亦謬乎?」搞得學生哭笑不得。

二樓跳窗翹課掛彩

第三,教學方法與設備很差,引不起同學的興趣。例如,在地理課上,因為沒有掛圖,教師講到鎮江金、焦、北固三山的位置時,就用自己臉上的耳、鼻、口做比劃,搞得學生一頭霧水。由於這諸多原因,午後的課堂生活和午前形成極大反差。午前是整齊、嚴肅、緊張,而不礙活潑。一到午後,同一批人,同一個課堂,卻是凌亂、浮動、鬆懈而死氣沉沉。打盹的而外,有看小說的,寫家信的,有吃花生米的……,更有在點過名以後,跳窗溜走的。潘光旦曾說過這樣一事:「有一次,一個同班同學,外號劉大漢,忘記了這次是在二樓上課,也跳窗,幸而一樓窗戶的傘形布幕在中間擋了一下,掛彩了事,未釀成事故。」有的學生感覺自己折騰不過癮,便拿先生尋開心,搞惡作劇。有的把教室門半掩,上面安上字紙簍,老先生一推門,紙簍砰然下落,正好套到先生的腦袋上,以此影射先生之「陋」;有的在講臺抽屜裡放上幾隻小青蛙,讓老先生取粉筆時嚇個哆嗦。開始講課時,同樣遭到調皮的學生揶揄或戲謔,如先生講「人比黃花瘦」,有學生便高聲問:「人比黃花還瘦?」老先生抬頭抹把嘴下的鬍子,說:「這只能意會,不可言傳。」學生不依不饒,進逼道:「既然只要意會就行,那麼要您在這兒幹麼?」接著有學生笑喊:「豬如白薯肥」,於是全班哄堂大笑。另據一九二三級張忠紱親歷:一位教國文的葉老先生喜歡聽京戲,一上堂,學生就和他開玩笑說:「昨天梅蘭芳的戲好呵!」或「你今天放我們的假,去看戲吧」。老先生只好哈哈的一笑,或置之不理。「另一位教國文的清末探花左霈,曾因贊助戊戌政變罷官,然而他卻贊成多妻制。他的理由是,男子譬如茶壺,女人譬如茶杯。一把茶壺的水可以倒在若干茶杯中,但幾個茶杯中的水卻不可以倒在一個茶壺內,那樣作,水會變混濁的。」這位左霈科舉考試得第二名,其實是位「榜眼」,後世有論者給他的定位是「大時代中有名氣的小人物」。自一九一八年起,左氏先後出任清華學堂歷史、國文教師,開設的課程有國文、文學史和美術文。

據《清華週刊》載,一九二三年校方特意安排教師在專門地點接待學生並與學生溝通,以改善和增進師生情誼,左霈與梅貽琦、馬約翰、余日宣、陳福田等,作為教師的中堅均參與其事。一九二五年,清華學校設立大學部、開辦國學研究院,左霈與楊樹達、吳在、戴元齡等被聘為國文學系教授,同時被大學部聘任的還有物理學系的梅貽琦、西洋文學系的陳福田、溫德、數學系的熊慶來、政治學系的余日宣、錢端升等。一九二八年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以革命健將自居的羅家倫執掌校柄,左氏被羅視為不受歡迎的舊派人物遭解職。(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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