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切,除了李濟天生的才學與才華,應與當年對國文下的功夫,以及老先生的教導薰陶分不開的。當然,無論是劉師舜的認知,或是李濟的自覺,都是在進入高等科以後的事情,也即由一個十幾歲的頑皮少年向成熟階段過渡的青年時期,正如潘光旦所言:「同學們的年齡大些了,懂事些了,體會到自己畢竟是個中國人,將來要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事,讀洋書、到外國,只是為此目的而進行的一個手段;即使專為個人打算,如果對本國東西一竅不通,一張『八行箋』也寫得疙裡疙瘩,將來在社會上不免到處碰壁,寸步難行。因此,一般認為至少夠一塊敲門磚的漢文準備是必要的。……後來在高等科,漢文課目的所以獲得較多的注意,而在我們出國前後的一兩年裡,學校的所以特邀梁啟超一類的有名人物開些臨時選修課,如『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鳥瞰』、『先秦政治思想史』等,以及後來的所以搞起一個『國學研究院』來──都是和這些因素分不開的;而就學校當局來說,主要的動機是想通過這些做法來杜塞外界的批評責難。」

造就中國領袖人才

潘氏的說法自有道理,但校方採取的這些做法,除了「杜塞外界的批評責難」,還有掌校者對時局和中國文化重要性的認識與把握,至少在曹雲祥與張彭春之間是有誠意,並願意採取措施挽救之。正是緣於對國學重要性的認識,才有了曹、張聯袂開創一代新風,在清華園創立大學部與國學研究院的偉大時代。

校長曹雲祥與教務長張彭春合作之始,張對曹的魄力、學識、改革路數表示佩服。在課程改革中,多數人認為清華學生在校和留學期間,雖勤奮力學,但「幾與中國社會隔絕」,「所學又不與中國國際生活相關」,若閉門造車,因而主張應重視中國文化、史地、社會和人民需要等等。曹雲祥對這些批評甚為關注,經與課委會委員梅貽琦、余日宣等再三討論,形成議決案:以後的教育方針,要強調學生應面向世界文化和現代科學,同時應該重視中國文化比重,對新制大學教育則「強調個人創造力和應付中國實際需要的能力,以造就熟悉世界文化和瞭解中國社會需要的領袖人才。」張彭春對此一設想很是滿意,並說:「曹是一位有理想和能力的人,肯不斷學習,增長學識,重用人才,敢於從事各種新試驗的領導者。」張彭春是稱羨美國社會的,但不主張全盤西化,他於一九二三年夏讀完《耶魯評論》一篇論美國大學教育的文章後,表示「中國應創造自己的制度,不能跟著美國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一日,由張彭春主持、梅貽琦等人參加、曹雲祥支持的課程委員會改革總綱,經全校教職員會議討論並表決通過,此項計分五條:

甲,清華希望成一造就中國領袖人才之試驗學校。

乙,清華教育分兩級:大學各科及高級中等教育。

丙,清華大學畢業期限自三年至六年,高級中學畢業期限三年。

丁,清華大學教育應特別獎勵創造學力、個人研究、及應付中國實際狀況及需要之能力。

戊,清華高級中等教育之目的,在使將來之領袖人才受廣闊的基本訓練;其方法在利用教室內外實際生活之動作,使經驗近世文化之要領。

賠款停止仍可留美

就在清華校方按這一總綱實施改革之時,一九二四年初,上海美國大學俱樂部「為謀清華學校之改良,曾函致美公使及商務參贊,並派專員在京調查,其所徵得之意見,業已見諸中西各報。」然「報告中所論清華之缺點,僅為表面上所顯而易見者,並非根本上所應改良之點。」此舉使清華師生特別是校長曹雲祥大為不快,曹撰文先後在英文《大陸報》及《華北明星》發表,對改良清華之各重大問題予以辯解和重申。提及清華改良之處,曹認為有四大端,曰:「改組董事會;改辦大學;審定教育方針及長期預算;提高學生程度及選派優秀人材出洋。」其中特別提到「是故真心愛惜清華者,贊成按所擬十八年計畫及預算,逐漸改辦永久之大學,而賠款停止後,亦常能每年資送留美學生十名或二十名。自一九四○年起,清華基本金,每年可供一百萬元,為大學之經常費,伍拾萬元為留學經費,伍拾萬元為推廣大學臨時費。凡願就遠大方面進行者,決不願將賠款在十七年內用罄,關閉清華,停止派送留學生。蓋清華辦成大學而在美之留學生,可永遠有五十名之譜,則清華不特為有價值之大學,並為中美邦交文化友誼之永久關鍵矣。」

與此同時,在曹雲祥與張彭春主持下,很快制定了《清華大學籌備顧問及其工作報告》,並於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二日,向周詒春、胡適、范源濂、張伯苓、張福運、丁文江等六人發出「顧問聘請書」,聘書內容為曹雲祥親自擬就,並以曹氏名義致聘,內稱:「惟是造端伊始,舉措至為審慎。夙仰執事教育大家、社會領袖、學界泰斗,嘉言懿行,中外同欽,對於改造清華必有宏猷碩畫,敢請先生擔任清華大學籌備顧問,對於清華大學教育應取之方針與應有之計畫,不吝指導,實為厚幸。清華已往之歷史,於全國教育界已不無影響,其將來如何,所關尤巨,此誠全國教育界之問題。諒先生必不辭其勞也。如蒙慨允,當俟擬定會期、地點,再行奉聞。」(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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