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一二.九」學生上街請願之後,南京政府行政院根據軍警部門偵查,得知有中共地下黨分子操縱學潮,且呈越演越烈之勢,而政府又拿不出相應辦法以緩和各界情緒。在政府信譽即將崩盤的危急情形中,當局採取並不明智的打壓措施,明令「取締非法組織」,對參與「非法組織」的「不良分子」實施傳訊、逮捕、關押,企圖通過高壓與打擊,抑制社會輿論,清除中共地下黨分子,使學校不再風波連連,克無寧日。

憲警入校捕人訊問

根據這一方案和目標,各地憲警開始對學校嚴密監視和控制,如有風吹草動便入校捕人訊問。北平方面作為中共地下分子領導學潮的發源地,更屬監控的重中之重。自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始,最具共黨地下分子嫌疑的東北大學被軍警包圍,對學生宿舍與人員等進行檢查,共有三十七人被帶往憲兵司令部偵訊。隨後,中國學院、東北大學、中山中學等校,數人被帶往警局扣押、訊問。教授方面,亦有數人被傳。

憲警進入東北大學捕人之後六天的二月二十九日,原定為清華學生補考之日。想不到凌晨四時左右,師生皆在睡夢中,北平憲兵司令部與北平市公安局,聯合派遣憲兵與員警二百餘人,攜帶四十餘人「不良分子」名單,分乘警車數輛,在朦朧的夜色中開赴清華園予以搜捕。《清華大學校史稿》以勝利者的姿態和輕浮的口吻對這一事件作了如下描述:「進步同學早有了準備,在那天夜裡,一些黨員、救國會和民先隊的骨幹都沒有在自己房間裡睡覺。反動軍警在各宿舍大搜捕落了空,便又闖進二院等處。當時的清華中共支部負責人蔣南翔在二院附近被他們抓住了;在城裡作黨的工作的姚依林,從城裡趕回學校參加期考,在西校門也被扣留;民先隊員方左英與反動軍警鬥爭時也被逮捕;軍警還抓走了一位工友。學生救國會當即組織同學護校和驅逐反動軍警。『同學們,奪回我們的同學呀!』一聲呼喊,在民先隊員的帶動下,同學們衝出宿舍,用石頭木棍和反動軍警展開了搏鬥,有的同學奮不顧身地向軍警奪取槍枝。反動軍警被打得狼狽不堪,敗陣而去。同學們追至西校門,蜂擁而上,奮力奪回了蔣南翔、方左英和姚依林等同學。在與反動軍警搏鬥中,同學們奪過軍警帶來的饅頭、肉餡餅作為武器,雨點般朝著軍警投擲,還將反動員警開來捕人的幾輛汽車搗毀。當反動軍警企圖乘車逃跑時,汽車已全部不能發動了,他們只好拖槍拽刀,悻悻而去。」

搞運動書念不下去

與《清華大學校史稿》的虛驕之氣不同的是,姚依林晚年對此有過一個較為低調、平和、實在的回憶。姚說:「『二.二九』的前一天,我因考慮到清華要大考了,就問林楓我的學籍要不要?林楓說,你還是回去考一下,保留一個學籍也好。我原來是學化學的,搞運動,書念不下去。我學的是普通化學,要經常做實驗,我沒有時間去做。結果張子高先生只給了我六十分。這樣,我只好轉入歷史系。『二.二九』當天,早上,我從城內米市大街坐了校車回清華,還帶了一本《共產國際通訊》在校車上看。因為考試期間,別人早已回校了,所以校車上只有我一個人。校車到了西校門口,我下車後立即被員警特務包圍了。他們問我叫什麼名字,我就隨便回答說,叫丁則良,因丁則良是一個中間群眾。員警就把我關在校衛隊屋子裡,當作逮捕的嫌疑犯。不久,員警把蔣南翔抓了進來,又把方左英抓了進來。方左英不是黨員。他們兩人被捆起來了。我因為是嫌疑犯,沒有被捆。我們見面後互相不談話。最後是由民先隊打進來,把員警特務趕走了。」

清華大學校史編研組編撰的《戰鬥在一二.九運動的前列》一書,對此一事件描述得更為詳細也更加玄乎,內中說:「拂曉,四百多名反動軍警闖進了清華園(南按:軍警人數比《大公報》報導數量多近三倍,比《清華大學校史稿》多二倍)。當時,校門緊閉,反動軍警在門外吵嚷叫門,陳福田教授給他們打開了二校門。這些傢伙進了二校門以後,橫衝直撞,見人就抓,逢人便打,路上撞見了工學院院長顧毓琇,不問青紅皂白,劈面就給他兩記耳光。顧毓琇連忙說:『我是院長,我是院長。』反動軍警亂嚷著說:『管你院長不院長,誰叫你出來的!』他們殺氣騰騰地把平齋、善齋、明齋、新齋等學生宿舍重重包圍起來,按照手裡的『黑名單』搜捕進步學生。」當學生們發現軍警逮人後,「在民先隊員的帶動下,同學們衝出宿舍,吳承明、高寶琦、黃秋耘、董凌雲等奮勇在前,用石頭木棍和反動軍警展開了搏鬥,李偉(原名李鼎聲)等同學更是奮不顧身地向軍警奪取槍枝,反動軍警(出發前曾有不准開槍的命令)被打得狼狽不堪,敗陣而去。同學們追至西校門,發現反動軍警正用繩子捆綁蔣南翔、姚依林和方左英,準備用警車把他們帶走。在這萬分緊急的時刻,一個同學振臂高呼:『同學們,衝上去,奪回我們的人!』大家蜂擁而上,奮力奪回了蔣南翔、姚依林和方左英。在與反動軍警搏鬥中,同學們奪過軍警帶來的饅頭、肉餡包子作為武器,雨點般地朝軍警扔去。同學們還將反動軍警開來的八輛汽車,拆散的拆散,搗毀的搗毀,在反動軍警企圖乘車逃跑時,汽車已經失靈,不能發動了。」(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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