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清華大學校史稿》總結說:「英勇的二二九」反逮捕鬥爭,衝破了一個月來的白色恐怖,大大地鼓舞了各校反逮捕鬥爭的信心,推動了清華學生運動進一步的開展……。

把陳福田吊了起來

與《清華大學校史稿》沾沾自喜的描述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當時的親歷者徐賢修撰文說:軍警進入校園後,「聲明不用槍彈,有些好事同學一聽,這倒方便了,竟搶了他們的槍枝,把他們繳械了,扣留他們領隊的團長,打翻了運輸的車輛,一時群情激昂,盲目地跟著少數領導人的行動,奮不顧身護校的組織應運而生,儼然以清華園為堡壘,大有長久對抗的意思。一有發現,便鳴鐘示警,集合同學,以廣聲勢。想不到當天晚上,竟有一師軍力的步(部)隊,荷槍實彈,並附有大刀隊,進入校園。在門口首先遭遇的是資深的英語文教授陳福田先生,他們這次來校態度不同了,不由分說先把陳先生吊了起來,來勢甚猛,同學中負責的人早已溜了。試想這時節做校長的困難了……。」

徐賢修所言大體不差,學潮領導頭目們早已溜之乎也,而多數學生卻無處可逃,作為校長的梅貽琦更不能臨陣脫逃,躲在小樓透過視窗偷看學生面臨的血光之災。

他必須挺身而出,直面這一事件並作相應的處置,其難度自可想像。據清華外語系教授葉公超對梅貽琦多年共事的經驗與觀察,認為梅是一個傳統的中國人,其性格是慢、穩、剛,但這個「慢」有時頗令人著急。

葉公超舉例說:如宋哲元派兵到清華去逮捕共產分子那件事,事前我們就得到消息,當時葉企孫、陳岱孫、馮友蘭、張奚若等和我,都在梅宅商量如何應付這樁事。

「事情緊急,幾乎每個人都說了許多話,惟有梅先生自己默默不發一言,大家都等他說話,足足有兩三分鐘之久,他老先生還是抽著菸一句話不說。結巴的馮芝生最後就向梅先生說:『校長你──你你看怎麼樣?』梅先生還是不說話。我就忍不住了,我說:『校長,您還是沒有意見而不說話,還是在想著而不說話?』梅先生隔了幾妙鐘答覆我:『我在想,現在我們要阻止他們來是不可能的,我們現在只可以想想如何減少他們來了之後的騷動。』有人問:『究竟有多少人會來?什麼時候來?』梅先生說:『都不知道。……我看,來是不成問題的了。』後來還是梅先生把校內的安排作了一個最後的決定。」

冒著風險保護學生

葉氏所舉事例沒有說明商談的具體時間,但據後來的資料推斷當在天黑之前。面對「酒兵易壓愁城破」的艱危處境,梅貽琦當時心情之沉重,考慮之周密,處理之慎重由此可見。此點正如梅對清華校友劉崇鋐所言:「我受的科學訓練,教的也是科學,有時處理事情謹慎一點慢一點,也許就是因為我的科學觀念,叫我不肯隨便。」葉公超評價梅性格中「慢、穩、剛」所得出的結論正應了梅貽琦這段話。葉說:「我認識的人裡頭,說話最慢最少的人,就是他和趙太侔兩個人。陳寅恪先生有一次對我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因為他說話少而嚴謹,他作事和作人也就特別的嚴謹。天津話叫『吃穩』,梅先生可以說當之無愧。」

梅貽琦對軍警壓境所作決定和處理經過,《清華大學校史稿》沒有一字提及,倒是幾位當年的親歷者披露了一些隱祕,如華道一回憶說:「這天下午,當大批軍警圍困清華大學揚言要衝進校內的緊張時刻(南按:華道一說是數千,蔣南翔在《新清華》撰文說有三千軍警,徐賢修說一個師的兵力。),我作為當時學生救國委員會的委員,曾和其他幾位委員一起到梅校長住宅(當時稱為甲所)訪問。梅校長在他家接待了我們。我記得當時梅校長對學生是十分愛護、關懷的。他說,現在局勢很緊張,軍警可能要衝進校內來,希望有被捕危險的同學要設法避一避。在我的記憶裡,當時梅校長曾交給我們一個名單,說是軍方交給學校要求逮捕的,這個名單上列名的同學約有二十餘人。其中有幾位同學的姓名上劃了兩個『○』,表示是一等要犯,我記得其中有黃誠、吳承明、劉毓珩(陳其五)等。第二等的劃了一個『○』,其中有我和洪綏曾(洪同),還有十幾人是沒有劃『○』的,大概算是第三等吧。我們從梅校長家出來,已將天黑,大家就按校長的話,設法躲避。我自己是躲在葉公超教授家裡,像姚依林當時躲在馮友蘭教授家裡,這在近幾年來已屢見報刊,傳為一時佳話了。從這一件事看來,梅校長當時作為國民黨政府特任的國立大學校長,能冒著一定風險,如此保護學生,應該說是十分難得的。」

華道一的回憶大體可信,因為名單上的主要分子,基本在當天夜裡得以躲避而倖免被捕。(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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