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反的,廖平認為上古時期同姓婚嫁、違逆人倫等不合於經典禮制的情形,在古籍中俯拾即是:

請以《春秋》事實證之:如同姓不婚,禮之大者也。《論語》,昭公取于吳;《左傳》,晉公子,姬出也;鄭子產謂晉平公內實有四姬;《荀子》,齊桓公「姑姐妹不嫁者七人」;《漢.地理志》,齊襄公姑姐妹不嫁,令國中民家長女不嫁,名曰「巫兒」,為家主祠;他若鄫季姬自擇配,徐女擇婿之南。又史傳所載魯惠、衛宣、晉獻、晉惠、楚成等,上烝下報,數見不鮮,全無忌憚。故人謂周公制禮,吾敢斷之曰:周公無禮也!

積極為孔經辯護

廖平以《春秋》中所特別重視的同姓不婚之禮為例,指出雖然經典明白以此為法度,但是從《論語》、《荀子》或其他史傳所記載的內容來看,這樣的史實卻層出不窮;此外女子自擇配、國君烝報醜行等經典禮法不容之事,也是屢見不鮮的。因此廖平斷言,周公並無制禮作樂之事,禮樂文明是始於孔子的撥亂反正之作,舉凡《春秋》中常譏貶的世卿、喪娶、不親迎、娶母黨、喪期無定數、喪中不釋官等事,正足以證明此為舊日通行之習慣,孔子作經,目的在垂法於後世。

這個地方有一個問題值得提出討論。廖平經學二變時期(約光緒十三年到二十二年)主張「尊今抑古」,即以孔子為制作六經的聖人,但何以當時的代表作如《知聖篇》、《古學考》等,雖也明確表達經史不同,卻並未特別著重於上古為蠻野的狀態,反而在始於光緒三十二年之後到民國七年的經學五變時期,才大力強調上古的洪荒未開與經典的內容不符?為什麼這個時候的廖平變得如此重視上古史的問題?這與晚清的進化思潮以及外國學者批評中國經典的史觀有直接的關係。一八九五年二月,嚴復在〈論世變之亟〉中指出,近代中國所遇到的問題,並非一朝一夕而成,而是根源於中西文化價值取向的差異。其中,又以歷史觀的不同最為重要:「嘗謂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斷乎不可合者,莫大於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立今以勝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亂、一盛一衰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進無疆,既盛不可復衰,既治不可復亂,為學術政化之極則。」不管是退化論,還是循環論,一旦與厚今而求進的西式歷史觀相遇,便立即不堪一擊,故欲與外人爭勝,必須首先改變中國人的歷史觀念。此論對時人極具說服力,此後大約不到十年時間,進化已成為中國思想界中不言自明的「公理」和口頭禪,成為近代中國最核心的信仰之一。

從一八九五年往後推十年,正是廖平經學五變的時期,也是國內進化思潮甚為風行的時期。也同樣在這個時候,外國學者對中國經典黃金古代的「退化史觀」予以批評,激起廖平積極的要為孔經辯護。他於宣統元年所著的〈尊孔篇.附論〉中引述西方人批評傳統經典的言論:

先文明而後蠻野,前廣大而後狹小,與進化之理相左。西人據此以攻經,謂耶教由一國以推全球,孔教經說乃由三萬里退縮以至三千,兩兩相形,劣敗優勝,則孔教必不能自存於天壤。

與日本學者接觸

西方人以基督教由一國以推全球,中國卻是由《尚書》記載的超越當今中國太多的三萬里疆域,退縮到今天只有三千里,而且上古文明又退為野蠻,譏經典內容不符實際,而且與進化之理相違背。民國二年,廖平於北京孔學歡迎會的演講中也說:「日本學說,以六經退化,有違進化公理。」他又指日本學者懷疑《尚書.禹貢》的疆域廣博為誇飾,而且在經典不正確的情況下,中國人卻仍尊經守古,坐此「奴性」,因此學術沒有進步。廖平之後又再次提及:

外人推進化公理,尚疑《尚書》誇飾(黃鎔箋:日本那珂通世說);且謂黃帝以來,疆域廣博,至姬周,而內地多夷狄,楚則鴃舌,吳乃文身,嗤笑中國人退化如此。比之子孫不肖,不能守成,如蠶自縛,無以解嘲。入吾室,操吾戈,中國學者何以禦之哉!

廖平指出日本明治時代的歷史學者那珂通世(一八五一-一九○八),用進化的眼光,質疑中國經典如《尚書》的記載,上古時期疆域廣大,政教修明,到了周朝春秋時期卻是境域縮小,內地多夷狄,吳、楚則是鴃舌紋身的南蠻之地,以經典與史實不符,甚而以此嘲諷中國後世子孫不能守成,致使文明退化如此。廖平此處未明言那珂通世的具體說法出自何處,考察那珂氏的著作,在晚清廣泛流傳於中國的是《支那通史》,但此書中似乎沒有這麼鮮明的批判言論,以管見推測廖平所指的,應是與那珂通世有密切關係的日本疑古學說。

那珂通世是將清代辨偽學者崔述(一七四○-一八一六)的著作介紹到日本的第一人,他於一九○三年校點出版了《崔東壁遺書》,給日本學界提供了引發疑古思潮重要的思想與資料資源。受那珂通世影響的嫡傳學生白鳥庫吉(一八六五-一九四二)主要透過《尚書》的研究,懷疑中國上古史的真實性,在一九○八年前後提出了「堯舜禹抹殺論」,掀起了軒然大波,接著日本的重要學者如內藤虎次郎(一八六六-一九三四)、津田左右吉(一八七三-一九六一)等皆從其風,繼續疑古的研究與發揮。因此廖平所謂的「日本那珂通世說」,也許還包括了後來學者的立論。廖平也許透過當時的報刊雜誌或譯書感受到這股風潮,另外,他與日本學界也可能有直接的交流,因為廖平在世時,其學術已很受日本學者看重。例如吳虞在一九二二年的日記曾提到東洋史學者小島祐馬(一八八一-一九六六)就很醉心廖平的學說,同年也記載日本漢學家、道教學者小柳司气太(一八七○-一九四○)來中國時,向吳虞詢問廖平的著作,並要他的書目,內藤虎次郎也曾注意他的學術動向。

從這些地方來看,他與日本學者接觸、直接了解日本學術狀況的機會不小。我們已知民初古史辨運動的疑古思想與清季今文家,特別是廖平、康有為的解經詮釋有密切的關係;不過在民國十二年古史辨正式開始之前,廖平已經注意到日本的疑古思潮,並試著回應這個問題了,這是個值得注意的現象。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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