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陸今年兩會最重要經濟議題,應該是減稅降費。這次減稅降費範圍不只企業,還涵蓋個人,製造業企業增值稅率從16%調降至13%,交通運輸業與建築業等行業則從10%降至9%,小規模納稅人增值稅起徵點從3萬調高至10萬人民幣,同時降低企業社保與城鎮職工養老保險等繳費比例,整體減稅降費規模預估達2兆人民幣,占GDP比重約為2%,力度堪稱空前,意味北京救經濟的決心。

方向是正確的,在經濟成長率創28年新低的當下,須大破大立。不過,必須留意的是,減稅降費過程中務必同時做好資源配置,讓大部分減稅降費好處落到家戶與民間企業身上,而非相對效率較低的央企與地方國企,方能有效帶動消費與投資,進而促進經濟成長。

這些年來大陸採行擴張性財政政策,希望刺激經濟成長,但成效往往不如預期,關鍵在於政策牛肉,大多被投放到央企與國企,民營企業與一般家計單位往往只能分到小小一杯羹。大多數國營事業生產效率相對低落,無法產生與所取得資源相對應的市場報酬水準,連帶也排擠民間高報酬率的投資活動,甚至形成龐大的地方融資平台債務。惡性循環下,刺激經濟僅能持續仰賴政府的公共投資,不能產生全面效果。

根據IMF統計,大陸自1978年實施經濟改革開放以來,公共投資占GDP比重平均約為16%,OECD國家整體平均僅為3.7%,顯見大陸即使已從勞力密集過渡到資本密集,但國家資本主義色彩卻未因市場開放而有明顯減弱。若再搭配邊際資本產出率來看,大陸近年來投資效率偏低,就是因為包括基礎建設與政府支出在內的公共投資大舉攀升所導致。所謂的邊際資本產出率,係指額外增加一單位產出所需的資本增量,是一種常被用來衡量投資效率的經濟指標。當邊際資本產出率愈高,代表需要更多的資本投入才能創造相同單位的產出,隱含投資效率愈低,反之亦然。

世界銀行去年底出版的《大陸經濟更新報告》指出,自2008年以後,大陸邊際資本產出率一路走高,2012年超過5%後就再也不曾低過這個數字,近兩年甚至已逼近7%的歷史新高。同時間,公共投資也幾乎呈現逐年攀升態勢,顯見兩者之間存在一定的正向關係,亦即政府公共投資愈多,市場誤置與排擠民間投資問題愈嚴重。因此,當北京決定再一次大規模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時(透過減稅降費),一定得避免重蹈覆轍。換句話說,想要利用減稅降費帶動經濟成長,重點應放在協助與扶持民營與小微企業發展。就如同世銀在其報告最後所建議的,大陸想要取得經濟再平衡,未來勢必得降低公共資本支出,同時將資源配置到更具生產力的投資上。

民營企業對大陸的經濟有多麼重要,從以下幾個數字就可看得一清二楚。根據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統計,截至2018年底止,大陸共有3474萬家企業(不含個體工商戶及農民專業合作社),其中9成是民營企業。這些民營企業對大陸經濟成長貢獻率約為6成,提供超過8成的城鎮就業機會,貢獻稅收則在5成以上,這清楚說明民營企業作為推動經濟發展的角色,已經不亞於國營企業,甚至遠遠超過。只是,當企業有難,政府決定透過政策居中協助時,第一時間想到的往往不是民營企業,而是國營企業。

這些年來「國進民退」趨勢,打擊了民營企業的信心,對大陸經濟長遠發展,不是一件好事,幸好,中共領導階層已經有了體認。這也是去年以來,習近平一直公開呼籲,政府支持民營企業發展的決心絕對不會有所動搖,就是想突顯民營企業在大陸經濟環境中的重要地位。不過,光是喊喊口號是不夠的。如何在政策的執行與落實上,例如此次大規模的減稅降費舉措,做到讓民營企業深度有感,才是關鍵所在。

大陸歷經改革開放40年,整體市場結構已出現巨大改變。在擁抱市場經濟的過程中,「民進國退」是不可逆趨勢。想要恢復過去的成長榮景,加速市場開放與重點扶持民營企業發展,將是不可或缺的要素。相信,這也是全世界所企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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