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元六世紀末到七世紀初期間,隋朝完成了連結黃河流域和長江流域的世界最長的大運河,長達一千九百公里的運河成為連結南北經濟的大動脈。產量豐足的稻米透過大運河支撐了整個中華帝國。

大運河安定內陸帝國

隋朝的第二位皇帝隋煬帝(西元六○四至六一八年在位)強化統治江南地區,為了使南北物流更加活絡,他動員了包含女性在內多達一百萬的農民修築大運河,最終完成了連結穀倉地帶的江南、政治軍事中心的長安和軍事中心的涿郡(現在的北京),總長達二千五百公里的Y字形大運河。江南地區充足的稻米從此得以穩定輸送到華北地區,也可以在短時間內調動龐大的軍隊。

李淵(高祖,西元六一八至六二六年在位)和李世民(太宗,西元六二六至六四九年在位)所建立的「唐」帝國(西元六一八至九○七年)實施人民和土地公有化政策,使國家更加富強。第二任皇帝唐太宗以「天可汗」之名使土耳其裔游牧民族的突厥稱臣,除了農耕世界外,他還將中亞的游牧世界也納入統治的範圍。

唐朝沿襲隋朝的均田制,使全國的農地和人民都收歸皇帝所有。農民向皇帝承租土地,為折抵租稅必須負擔租庸調(譯注:以布疋、穀物或服役抵稅)。此外,唐朝實施府兵制在各地方設置折衝府對六十萬農民課以兵役。

【解讀歷史】土地的公有化(均田制)使中央權力強大,但是從人民的角度來看,均田制是苛酷的制度。

強化皇帝權力的均田制──因襲游牧民族的軍事統治習性,皇帝實施將土地和人民收歸己有的均田制(最有利於掌權者的制度),雖然均田制也有傳播到朝鮮半島和日本列島,但是由於地方豪族勢力過大而以失敗告終。

每個帝國的皇帝都有「公」「私」不分的問題。由於擁有絕對權力的掌權者能夠隨心所欲地將政治私有化,皇帝如果不知節制,往往容易因為貪欲或無能等原因使體制生出弊端,最嚴重還會引起農民起義等叛亂而亡國。

第六代皇帝唐玄宗開創了唐朝的鼎盛時期(開元之治),不過在其晚年卻有農地不足和農民逃兵役的問題,使均田制無以為繼。由於唐朝在邊境地帶雇用外族擔任警備兵(募兵),因此還得從中央派遣節度使監視這些外族的警備兵。

運勢不濟時總會碰上雪上加霜的情況。唐玄宗由於痛失常伴身側的皇后,移情於荳蔻年華的楊貴妃(西元七一九至七五六年),並毫無節制地沉溺在溫柔鄉。在皇帝的寵溺下,深受寵愛的楊貴妃與其楊氏一族基本上可以說是予取予求。

埋下質變的種子

深懷野心的粟特裔節度使安祿山(西元七○五至七五七年)利用眾人對楊氏一族的不滿發起「安史之亂」(西元七五五至七六三年),經歷此亂後,唐朝的國勢就開始走下坡。蜂起的亂民占領了首都長安,華北的秩序陷入混亂,節度使以軍閥之姿割據各地。

亂局之中,有勢的地主開始將土地收為己有。按現代的話講就是瓜分國有財產。以往的均田農民都變成有勢地主的佃農。因此,朝廷在節度使擁兵自重的華北收不到稅收,唐朝的財政只能仰賴江南地帶的稻米和鹽的專賣收入。鹽的販賣收入尤其占的比重甚大,唐朝因此埋下質變的種子。

西元九世紀後半,販賣私鹽謀得巨利的鹽商勢力愈來愈大。其中,黃巢(──至西元八八四年)率領叛軍流竄各地作亂(黃巢之亂,西元八七五至八八四年),更加速了社會荒廢的情況。西元九○七年,節度使朱全忠(西元八五二至九一二年)滅掉唐朝建立後梁。各地的節度使乘勢紛紛自立,中國進入各派軍事勢力爭立的「五代十國時代」(西元九○七至九七九年)。

【解讀歷史】當國家主要的歲入來源由租(農作物稅)的收入被鹽稅的收入取代,農業帝國的疲態就會顯露出來。所得稅和消費稅是截然不同的徵稅方式。

無根系的武人社會──站在「身體髮膚受之父母」的儒教觀點,經常傷害身體的武人是違反「孝道」且受輕視的。身為軍閥的節度使往往與武人部下僅維持一代的從屬關係,並沒有發展出像日本那樣的主公與武人的從屬關係(世襲制,武人形成「武士」階級,土地的支配權也是世襲的封建制度)。由於這個差異,日本與中國和韓國的歷史有完全不同的發展。

安史之亂後的五代十國歷經了約兩百年的大混亂時代,最終由「宋」(西元九六○至一二七九年)打下了休止符。宋朝將精銳軍力集中於首都,藉以削弱節度使的勢力,更透過科舉制度建立起文官政治(文治主義)的君主獨裁體制。

【解讀歷史】在中華世界,宗教的權威和傳統的官僚權力大過於武人的軍事力。中華世界的官尊民卑思想是超乎想像的根深蒂固。

游牧民族占領黃河中游的「南北朝時代」,中華世界加速開發濕潤的江南地區。

比起秦漢帝國,隋唐帝國帶有極濃厚的游牧色彩。(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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