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多半也是人品可愛、人格完美,所作所為,福國利民,所以就萬民仰止,一枝獨秀,留芳千古;貢獻有限,而社會對他也就「報酬」逾恒了──胡適便是這項民族文化特產中,最近的例子。

把他趕向聖賢之路

我幼讀「大學衍義」中之名句,什麼「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等等,總認為它是宋儒「天人合一」等偉大的空話之另一章。及長歷盡憂患,逋逃絕城,接觸既廣,涉獵亦多。午夜沉思,對少年期田園所習,竟時多反思。每覺我古聖先哲之名言,實多出於超人智慧與非常體驗,不可以「偉大空話」、「封建唯心」等偉大的空話,把他們一竿子打翻。──偶思及此,愧疚之情,每至汗涔涔而下。

胡適引尼朵之言曰,「重新估定(中西)一切價值。」(Transvaluation of all [Chinese & Foreign] values)我們兼採中西之長,不多烘、不酸腐,也非冒進、非暴力,來「再造文明」,才是正當的途徑。──胡適的途徑。

所以我們可以說,胡適在中國文化史上第三類的貢獻,便是他與社會和時代交互為用的集體貢獻,一種宗師型的「劃時代的貢獻」(Epochmaking Contributions)。他開拓了一個時代;而這時代卻是歷史和社會栽培他、呵護他和扶持他來集體創造的結果。很自然的,他也就變成這個時代的發言人了。

這一階層的貢獻,實在是思想界、學術界,對民族文化和人類集體文明,最高形式的貢獻──也可說是「聖賢階層」的貢獻。我們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換言之,要找出個「民族共同意識」(National Consensus)和新的「民族生活方式」(a new national way of life),上帝既然不能替我們代勞,我們就只好自己動手了。「自己動手」爾我均有此心而無其學;有其感而無其智。這樣我們就要仰賴一些更有智慧的聖賢來替我們作發言人了。──「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我們經過一百年的磨練,如今才選出一個名叫胡適的國大代表。我們集體的,一天天地把他趕向聖賢之路。要他做我們這個時代的發言人。

一位知識份子對社會的貢獻,昇華到這個最高境界,則文字的表達,往往都是多餘的了。

滾雪球式文化發展

事實上我國文化史上的第一位宗師周公旦,即無一字流傳。所謂「鴟鴞」之詩,「周公之禮」等等,都是後人的附會和偽托。孔子也是「述而不作」的。孔子的思想主旨也只能於比較可能靠的《論語》、《檀弓》二篇中,覓其一鱗半爪,而二書均為「群弟子、記善言」,非聖人手著。至於「五經」的本身,那就更問題重重了。它們都是儒家的經典。但是它們與孔子本人的關係,則是個天大的問號了。

如此說來,朋友們或者要問,則我國古聖人周公、孔子豈不都成為「白手起家」了?

斯又不然。蓋他二人都是主宰我東方文明底儒教的開山宗師。他們與當時的社會與時勢相互運作,奠立了我民族當時的「共同意識」;規範了我民族所共有的「生活方式」。在這種「儒家的生活方式」形成之初,綜合既有經驗,抽絲剝繭,而作其發言人,都是要言不繁,詞簡意賅的。

《論語》、《檀弓》所記,都是最好的和最可信的事例。至於後來的「五經」、「九經」、「十三經」……乃至經書滿屋,那都是滾雪球式的文化發展的必然結果。

同樣的,我們如談這一階層的胡適,就不能拘於胡適的什麼著作了。他已變成我民族現階段的一個時代的「宗師」(Master of the Age)、一個「形象」(Image)。他已超脫了什麼「胡適文存」、「文選」、「論學近著」甚至有待出版的「胡適全集」。──簡言之,他在我國當代歷史上的「形象」「地位」(Status)和「作用」(Function),已進入「不立文字」的超凡脫俗的「化境」(a transcendental state)。

例如我們今日要談「民主」,就必然要提到「胡適」。「胡適」就是「民主」;「民主」就是「胡適」。二者已無法分割了。其實「胡適」並未有系統的發揮過「民主」的理論;但是「胡適與民主」這項題目,今後將要被繼起的「胡適學」專家們去「發揮」(Commentaries)它一千年呢。以後的「三禮」「三傳」,還多著呢。客星犯主,要言不繁的主體導論,反而是次要的了。這項發展遠景,今天才是個開端。

(待續)

#胡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