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源於民族國家建構的動機,但作為其背景的「新文化運動」在方法和內容上卻與國族建構的目標扞格不入。面對西方的擴張,中國知識界感受到中國傳統文化資源不足以應對這一挑戰,一部分人由此認定,西方的強盛源自其技術、制度乃至文化的優越;中國的衰敗,也源自其文化、制度和技術的簡陋,他們隨之發展出對近代西方的浪漫化想像和傳統中國的妖魔化想像。

部分中國知識人的思考,受到近代西方二元對立世界觀的影響。康德和黑格爾揭櫫「世界史」的概念,核心即包括傳統與現代、蒙昧與啟蒙、偏執與理性、停滯與進步、奴役與自由之間的二元對立。戊戌變法的思想,即已包含對這一史觀的接納。陳獨秀將「新文化運動」定位為「文藝復興」,內容皆以歐洲為範本;「啟蒙」的方法也被簡化為棄中就西。

「現代性」是新文化運動知識人觀察與理解世界的一種新的、二分法的觀念系統,在此之下所建立的一套描述和詮釋中國歷史的體系,將傳統與現代、中國與西方對立起來,視現代和西方為進步、優越,古代和中國為落後、低劣;並進一步推導出倫理學的結論:「進步」必將淘汰「落後」。

陳獨秀從日本移植「封建」的概念,並以之描述中國的政治傳統和文化傳統,同時移植日本維新運動對日本「封建」的批判內容和批判方法,將中國傳統簡化為「封建專制」;忽略中國歷代王朝長期追求大一統,王朝政權以郡縣制度、科舉官僚制度推動中央集權的歷史;也未能看到兩項基本事實:一、戰國以前真正的「封建時代」權力分散,不具備政治專制及文化專制的技術條件,因而呈現百家爭鳴、思想自由的狀態。二、秦統一天下之後,仍然受限於技術條件,王朝的政治輻射力只能達到農業地帶的城鎮層級,因而留下很多的政治空隙,在現代工業技術和統治技術發明前,「專制」只能是統治者的理想。陳獨秀還將整個傳統中國社會想像成為「貴族」社會,未能正面看待中國實行科舉之後,貴族和貴族傳統已消失的歷史。

新文化運動將科舉描述為扼殺創造力、扼殺個性的制度,迴避這個制度對傳統社會的教育、階級流動和政治、行政的日常運作與常態延續的正面價值。新文化運動為西方知識體系加上「現代」和「科學」的光環,否認傳統知識的合理性,將中國傳統知識視為「迷信」,尤其是將中醫藥看做「不科學」、「巫術」,致力確立西醫、西藥學的唯一科學性。

胡適將文言想像為拉丁文;劉半農等則將漢字想像為埃及圖畫文字,但中文文言、白話間的關係,與拉丁文、義大利語的關係並不相同;漢字是表意文字而非僅只象形文字。這兩個判斷還忽略了中國表意文字實為建立、延續東亞文化秩序和政治秩序的有效工具的歷史。

西歐政治和西歐文化對世界的主宰,導致中國知識界從19世紀末到新文化運動期間,直觀地移植了西歐的文明等級觀念、線性歷史觀念,將中國歷史置於西歐文明的次一等級和西歐歷史的前一階段之中。這樣,20世紀的中國國族建構過程經歷了放棄文化主體,以西方為制度模本和精神模本打造西式國家的嘗試,所付代價很高昂。

新文化運動將中國歷史和中國前途對立起來的想像,顯然是一種浪漫化思維的產物:以為歷史是完全虛構的,於是需要完全重構;以為歷史是蒙昧的,於是需要啟蒙;以為歷史是專制的,於是需要革命。一戰結束後,中國再度面臨喪權辱國的窘境,才促使一些人脫離這種浪漫的思維。此後展開的國民黨革命和共產黨革命的實踐,從新文化運動轉折的角度看,是一種去浪漫化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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