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邏輯下,還可進一步擊穿第一個矛盾,即少數民族乃至漢族與日本帝國主義之間的矛盾,這是國際層面的階級鬥爭,日本帝國主義並不代表日本人民,中華民族應該與被日本帝國主義統治者所壓迫的日本人民聯合,推翻國際層面的反動派,並最終實現全球普遍革命。

縱向政治空間結構

對於回、蒙之外的少數民族問題的解析基本上是在同樣的理論結構下完成的。這是對史達林民族理論的一種本土化應用,縱向的民族政治空間與橫向的階級政治空間,在這一敘事中被以各種方式調用,最終在一個複雜的時間結構中,實現對各種矛盾的逐層消解。

在這樣一種時空結構的敘事邏輯下,我們可以看到類似於蘇聯處理民族問題的政策過程。共產黨在縱向政治空間的結構下,承認少數民族的主體地位,典型的象徵性事例呈現在對成吉思汗陵西遷的處理上。在成陵途經延安之際,共產黨也安排了盛大的迎靈和祭祀活動,祭文起首語與國民政府類似:「延安黨政軍民學各界,謹以清酌庶饈之奠,致祭于聖武皇帝元太祖成吉思汗之靈。」但文中所呈現出的政治空間結構與國府大不相同。嗣後,又在陝甘寧邊區成立蒙古文化促進會,在延安建立成吉思汗紀念堂和設立蒙古文化陳列室,每年春夏兩季分別舉行兩次成吉思汗大祭典,毛澤東、朱德曾親自發起公祭。

但是,這樣一種縱向空間的民族政治,又必須從屬於橫向空間的階級政治。國共內戰時期,內蒙古率先解放,在一九四七年五月成立了內蒙古自治政府,其施政綱領明確規定:內蒙古自治政府以內蒙古各盟旗為自治區域,是中國的組成部分;自治政府是實現高度自治的區域性的民族政府;區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建立各民族間的親密合作團結互助的新民族關係。

此前的東蒙等地曾經有過一些由蒙古族建立的「自治政府」,意在進行民族自決,乃至與外蒙古合併;但是蘇聯及外蒙古出於對國際關係問題的考慮,都拒絕了合併的建議。這些嘗試遂漸次失敗,其中很多領導人物被新成立的內蒙古自治政府所整合。新的自治政府成立的時候,幾個東蒙背景的領導人物舊話重提,認為內蒙古的社會狀況和內地不一樣,還沒有無產階級,成立共產黨沒有階級基礎,不能由中國共產黨來領導革命。

與烏蘭夫一同從延安被派赴內蒙古領導當地革命工作的劉春(曾任西北工作委員會民族問題研究室的負責人)則堅決駁斥,提出,正因為內蒙古的無產者規模還太小,不足以形成一個獨立的無產階級,所以內蒙古的蒙、漢等各民族無產者便必須與全國其他各民族的無產者一起,才能形成足夠的規模並成為無產階級,也就是統一的中國無產階級。因此,內蒙古的無產階級革命只有作為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的一部分,才能獲得成功。

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無產階級的政黨,並不是哪一個民族的黨,所以爭取包括蒙古族在內的中國各少數民族徹底解放的中國革命,只能由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中國共產黨來領導。劉春的這套敘述,同樣獲得了烏蘭夫的支持。

烏蘭夫提出,內蒙古長期發展的歷史,尤其是近現代的革命鬥爭歷史,早已證明蒙古族人民和全國各族人民是緊密相連的,內蒙古革命鬥爭也是中國革命鬥爭的一部分,不能脫離開中國革命的總軌道;中國共產黨並不是漢人的政黨,而是超民族的無產階級政黨,內蒙古的工人階級是中國工人階級的一部分,當然應該由中國共產黨來統一領導。

這樣一種敘述,其政治空間的結構變換極為高超,在終極時刻的背景下,將少數民族地區的政治主體性與中華民族的大一統格局,進行了一種有機結合。

如此的政治空間觀與格局感,使得共產黨在少數民族政策上有著遠遠大於國民黨的靈活度與吸引力,最終在整體戰略形勢不如國民黨的情況下,反倒收穫了蒙古族的人心,率先統合了內蒙古地區,將其變為自己可以依憑的極為重要的戰略後方。

中國框架下實現自治

同樣,在新疆,也呈現出類似的政治空間結構變換。作為一個在民國時期在新疆政壇已有重要地位的維吾爾族精英,包爾漢在其回憶錄中曾多次談到,民國時他與其他維吾爾族政治精英交流時會反覆強調,新疆不能走獨立的道路,那會讓它落入帝國主義魔掌,就像印度、朝鮮和中國東北一樣;但是國民黨無視新疆本土人民意願的統治也不能接受,所以要追求的是在中國的框架下實現新疆的自治。在帝國主義魔掌等富於意識形態色彩的話語下,可以看到包爾漢更深層的思考。

他於一九四八年在新疆學院(新疆大學前身)對全校師生發表演講,駁斥東突主義者:「新疆兩千多年以來就是中國的一個組成部分,新疆不是一個民族的新疆,而是各民族的新疆。正如中國不是一個民族的中國,而是各民族的中國一樣。如果說新疆只有維吾爾族一個民族的話,在新疆範圍來說就是犯了大民族主義的錯誤;在全國範圍來說,就犯了地方民族主義即狹隘民族主義的錯誤。」他明確意識到,脫離開中國的新疆是無力自立的,它很可能會進入一種很悲慘的混亂當中;但是他也明確提出,新疆的主體性必須在某種政治方案下獲得承認。

包爾漢的這種認知可謂真正的洞見,他對新疆以及維吾爾族命運的憂慮及思考,都直指真問題。對他來說,在當時的歷史情境下,共產主義是無法避免的選項。

包爾漢是從民族的生存困境出發,可以說他是民族主義基礎上的共產主義者;而內地的共產黨人則是共產主義基礎上的民族主義者。(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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