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正式表態,承認修訂《逃犯條例》相關工作失敗,重申修訂草案已經壽終正寢。她並未按照抗議者的要求撤回草案,但實質上等同於「撤回」,香港社會對被移送大陸審訊的疑慮,應該不會發生。

不過,《逃犯條例》的「壽終正寢」,並不足以撫平香港民眾的心理創傷。透過這次事件可以發現,香港社會對中國大陸及一國兩制的實施疑慮甚深。他們上街抗議,表面上是針對香港特區政府的修例工作,本質上卻是將矛頭指向北京政府。

對北京和一國兩制的疑慮感,讓許多香港民眾認定,香港與大陸間司法互助通道的開啟,代表香港司法獨立的「壽終正寢」,中國大陸可以透過種種方式干預香港的司法判決,香港人將處於恐懼中,並傷害香港社會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弔詭的是,抗議者總是要求香港特區政府不應究責抗議者的過激行為,但對香港特區政府來說,這種要求本身才是行政干預司法,是真正對司法獨立的破壞,因而拒絕。

持平來看,抗議者的擔憂確實有些被誇大,相較於香港的行政與立法工作,司法權無疑是最能獨立於大陸影響的權力,這是因為《香港基本法》明確了香港的司法終審權,更重要的是,法官的任命權並不屬於北京,而且負責任命的香港特首,也從來沒有干涉過相關人事安排。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終審法院首席法官依照法定要求,必須由香港永久居民中的中國籍人士出任外,常任法官和非常任法官都沒有明確的國籍要求,在7位前任和現任常任法官中,外國籍就占了3席,而30席非常任法官中,幾乎是清一色的外國籍法律人士出任,這是因為香港為了維持判例法的傳統,傾向於邀請其他前英國殖民地國家的法律界人士擔任這種臨時職務。

有意思的是,正是因為這種人員構成和權力結構,中國大陸也一直對香港司法抱有微詞,認為這是所謂「港英餘孽」的大本營,甚至擔憂外國勢力可以通過司法解釋和判例,影響香港社會的管治權。

由此可以看出,香港回歸大陸超過20年,香港市民擔憂司法獨立將死,大陸卻苦於無從對香港司法施加影響力,導致許多司法互助事務難以落實。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香港市民和中國大陸官方都各執己見,不願意傾聽對方的主張,那麼雙方的信任鴻溝註定無法彌合,彼此的溝通只能變成「雞同鴨講」,毫無交集。

要改變這一局面,雙方都需要回到問題的本質層面。具體而言,對香港社會來說,應該充分認識到香港司法獨立的真實存在,雖然近年來香港司法的國際排名開始有所下降,但香港依然是亞洲國家和地區中排名最靠前者,動輒指控香港司法已死,顯然是罔顧事實,而且不負責任。

在保有足夠信心的基礎上,香港社會也必須思考解決中港司法互助現實需求的問題,修訂《逃犯條例》的原初目的本身並不是問題,香港也不應該成為犯罪者的天堂,一味的反對無助於解決問題,而且只會讓問題一再的重複,進而導致香港社會不斷陷入內耗之中。換言之,香港社會在憑藉努力擋下修例之後,也必須回到現實面,思考問題的解決之道。

對中國大陸來說,也有更嚴峻的問題需要面對。令人欣慰的是,從這次事件的處置過程中來看,北京並沒有採取強硬行動,而是交由香港特區政府全權處置。在此基礎上,大陸應該充分傾聽香港市民的訴求,並切實了解香港社會的憂慮情緒,拿出具體行動完善權力的防火牆機制,避免權力濫用損傷香港的自治地位。必須注意的是,在香港社會民意高漲的背景下,任何制度的設計都必須顧及香港民眾的直接監督,也唯有公開透明的參與,才能消除香港社會的疑慮。

因為選舉的需要,台灣社會對香港反修例給了不成比例的關注,其背後同樣有對大陸及一國兩制心存疑慮的因素,這也是台灣與香港的類似之處。如果大陸能與香港溝通出一個完善的互動機制,既能解決現實中的司法互助問題,又能確保香港社會的自治和自主,將提供台灣一個正向的參考與借鑑案例,這對台灣社會消除「反一國兩制」心結,當然好事一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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