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國人的愛國主義已經泛濫到了非常荒謬的地步,比個賽事,談個貿易,甚至買個手機都與愛國主義挂上了勾。且不論這些大喊大叫的人根本搞不清國家和政府的差別,更不知道所愛物件到底是什麼。即便退一步,假定他們愛得精準,但如果搞不清愛的技術、路徑,甚至演算法,他們的愛國也非常可能害國,所以這樣的人甚至不配愛國。

所謂愛國,簡單地說,就是要為這個國家好。而要為國家好,這就不僅有良好的動機,更要有合理的方法。日常生活好心辦壞事時發生,更不用說愛國這樣崇巍複雜的問題了,誰也不能用動機的無可厚非來為災難性後果開脫。譬如,慈禧肯定比我們大多數人都愛國,因為天下都是她葉赫那拉氏的。但她把義和團招出來,她向11國宣戰,結果搞得生靈塗炭,且不說平民百姓,就她的列祖列宗都不會因為她愛國之心未泯而饒恕她的罪孽。

同理,你很愛你媽媽,但你學的是土木建築,你媽病了,你也絕不可能因為愛她就為她開刀。可見,愛只是動機和感情,而不是能力;沒有能力胡亂釋放的愛非常可能是害。但偏偏有太多的人在愛國這個比愛媽媽要艱難複雜得多的領域,任意發揮他們的無知與荒謬,並用賣國打壓相左的意見,這樣的作為不僅蠻橫,而且十分野蠻和危險。賣國要有支配國家的權力,一介草民,啥權力都沒有,不過發表一些不同聲音就變成了賣國,拿什麼賣,怎麼賣?更危險的是,一旦有人抓起並揮舞愛國主義的旗幟,那普天之下就只剩一個聲音,順之者昌,逆之者亡。阿諛奉承之徒巧舌如簧,有真知灼見者鉗口結舌,最多只能九彎八拐說誰也聽不懂的話,結果只能眼睜睜看國家滑向災難的深淵而扼腕歎息。

戰爭的決策最能證明愛國是技術、路徑和演算法。一般來說,誰也不敢輕啟戰端,就是因為戰爭是對國家最大的傷害,愛國者就得盡可能避免戰爭。即便被抵到牆角、非打不可之時,也要仔細考量打得過嗎?如果有70%的勝算可能,加上不屈不撓的英雄氣概,也許可以打一下。這時打是愛國,不打則是害國。但反過來,連1成把握也沒有,卻偏偏大喊大叫地衝上去,這就不是愛國,而完完全全是害國。既然能打與否取決於計算,這就有算錯的可能,於是愛國、害國全在演算法之中。有關國家問題的判斷涉及的變數非常多,計量起來無比複雜,只有非常高端睿智的人士才能獲得必須的資訊並可能做出判斷。一旦普通百姓也摻和到他們根本不懂的愛國中來,那就基本可以肯定他們已經被野心家、陰謀家利用了。

也許戰爭的敘事過於宏大,即便縮小的貿易的外交談判上,也絕不可將愛國主義當籌碼。因為買本國貨還是外國貨,這只關乎產品的質量和品牌,與愛國沒有半毛錢的關係,誰也不會為愛國而去買本國質次價高的產品。如果用愛國的名義忽悠或裹挾公眾這麼做,就是把公眾的腦子搞殘,這已經是極大的罪孽。它還會把企業徹底閹割,既然愛國主義可以讓沒有競爭力的企業起死回生,這些企業憑什麼還要有創新精神,還要搞研發承擔風險呢。

更可怕的是它還會給政治家錯誤的信號,既然打愛國主義的牌可以獲得談判優勢,他們難免沉溺其中,樂此不疲,最終與現代社會的文明規則漸行漸遠。如果主流發達國家都不認同你、不帶你玩,這個國家就非常可能在自娛自樂中走向自我淘汰。可見,愛國主義只是一種值得尊重的個人感情,但卻決不能作為處理國際國內矛盾的籌碼。上帝的歸上帝,凱撒的歸凱撒;愛國的歸愛國,貿易外交的歸貿易外交,切割不清則天下大亂,後患無窮。

民國最傑出的外交家顧維鈞有過這樣的意思,外交官不能說,不惜一切代價。因為這代價是國家的,是天下人的,而不是外交官個人的。所以我們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有人說不惜一切代價如何如何,那就一定是他企圖用愛國主義犧牲國家和天下人,來換取他個人或一小部分人的利益了。

(作者為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管理學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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