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自6月因修訂《逃犯條例》而引發的遊行示威活動已連續8周,即便特首林鄭月娥已宣布無限期暫緩修法,抗議活動仍持續。激進的示威者甚至升高與警方的衝突,封街對峙、催淚彈、警民暴力相向,讓一向以治安良好自豪的香港宛如第三世界。香港美國商會日前已發出聲明,指出國際企業對香港前景感到悲觀,擔心暴力升級及政治僵局,使香港淪為危險之地。

相較於2014年的「雨傘運動」,這次「反送中」抗議者態度更為強硬且無所顧忌,似乎寧可破壞香港「最安全城市」的形象也要不斷發出聲音,甚至拖垮經濟也無所謂。訴求也不斷轉變,從最初的「反送中」到「特首下台」,再延伸到目前的「調查警方濫權」。這意味著抗議者的迷惘,在不斷抬高要價的背後,另有難以明言的焦慮。

同樣是群眾運動,香港「反送中」本質與2011年紐約「占領華爾街」以及2018年巴黎的「黃背心」運動並不相同。後兩者的參與者多為工薪階級,抗議的是大企業貪婪與稅制不公,反映社會貧富階級對立的現象。

香港的「反送中」則不同。香港並不乏支持警察的聲音,但多為年長者;抗議者則多為學生,且受到包括基層公務員在內的年輕人普遍支持。這反映的並非貧富,而是年長與年輕世代的社會對立。

「世代剝奪」在歐美也是重要議題,但香港現象較為特殊。世代差異不僅來自價值觀與意識形態,還在對「未來」的不同想像。年長世代對未來沒有太多期待,僅期望當前生活穩定。年輕世代則是寄希望於未來。由此反思「反送中」抗議者的真正訴求並不是《逃犯條例》本身,而是對香港未來充滿不確定性的焦慮。

這源自《香港基本法》第5條有「香港不實行社會主義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變」的條款,但50年後是否仍實施「一國兩制」則並未規定。而香港回歸已22年,距離50年大限只剩28年。

對現在20出頭的年輕人來說,28年後正值壯年,他們當然關心屆時香港是否會喪失現在的特區地位,而成為「中國內地的一個普通城市」。近年來香港經濟被深圳、廣州加速追趕;2019年第1季香港GDP增長僅0.5%,深圳7.6%,廣州7.5%,香港優勢正逐漸消失。因而才質疑原本單純的《逃犯條例》修訂,並且將這種「內地化」恐慌無限放大。

從這角度觀察,蔡英文總統所謂「香港『反送中』再次凸顯一國兩制的挫敗」的觀點,並沒有真正掌握這次香港群眾運動的本質。觀察港人對「一國兩制」雖有嘲諷,但並非反對,而是認為還不夠落實。反映出的,是對28年後可能不再有「一國兩制」的焦慮。

這也導引出「一國兩制」是否遭汙名化的爭議。雖然目前「一國兩制」在台灣缺乏市場,不僅執政黨反對,即便獲得在野黨提名的高雄市長韓國瑜也表態不接受。但就理論而言,「一國兩制」仍是海峽兩岸長達70年的政治對峙中一個重要的解決方案選項。無論政治立場反對或支持,皆不應阻止學界對該方案的討論,更不宜「抹紅」而形成綠色恐怖。政治忌諱的極端化,或許是香港「反送中」運動,無法真正反映年輕世代焦慮的原因。愈是開放性的討論,才是台灣年輕世代與他們的下一代,愈能面對兩岸未來的信心所在。(作者為台灣國際戰略學會執行長、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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