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香港史新編》所載,1841年2月1日,大英駐華全權欽使兼商務總監義律及軍師統帥水師總兵伯麥發出安民告示,其核心內容如下:「…,是爾等香港等處居民,現係歸屬大英國主之子民,故自應恭順樂服國主派來之官,其官亦必保護爾等安堵,不致一人致(受)害。至爾居民,向來所有田畝房舍產業家私,概必如舊,斷不輕動。凡有禮儀所關,鄉約律例,率准仍舊,亦無絲毫更改之議。且未奉國主另降諭旨之先,擬應大清律例規矩之治,居民除不拷訊研鞫外,其餘稍無所改。凡有長老治理鄉里者,仍聽如舊。」

香港開埠初年,香港華人多為來自內地最底層的勞動群眾,語言不能相通,文化差異極大;洋人普遍歧視華人,一般華人也極少與洋人接觸。大清末年國事傾頹,內憂外患,局勢動盪,許多貲力雄厚的商人逃到香港,買辦也在同一時期興起,香港的華人社會開始出現領袖階層。

上世紀40年代,港督楊慕琦提出香港史上著名的「楊計畫」,其改革重點為市政局的成員2/3民選、1/3委任,香港華人與洋人各占一半。1949年香港瞬間湧進100多萬難民,港英政府於1952年以時機尚未成熟為由,取消了「楊計畫」。即便如此,繼任的港督葛量洪,還是分別對港府的行政局、立法局、市政局,以及公共服務機關,進行了改革。1946年取消了公務員只能由歐洲人擔任的規定,到了1971年,同級別的官員中已經有52%屬於香港華人。

「六七風暴」後,港督戴麟趾一改「夕陽政府」心態,在香港推出了多項社會福利政策與香港華人的建制工作;續任幾位港督在此基礎上,不斷推行更大幅度的政治改革;最後一任香港總督彭定康的政改力度最大,香港華人等於是變相的享有了直接選舉的權力;港府的目的,就是想要在香港建構一個「民主政府」。

為了能夠持續獲得來自殖民地利益,英國人擅長通過法律等一系列的手段,在殖民地建立穩定可靠的社會秩序;尤其值得關注的是,英國人為了穩定殖民地的秩序,一直是相機行事,逐步改革,除非是現有情況威脅到了殖民統治,英國人很少輕率地挑戰殖民地原有的利益格局。從1841年英國人在香港所發出的「安民告示」,就能看出英國人的謹慎;並不因為香港乃蕞爾之地,港英政府就率爾挑戰香港居民的私有財產、鄉規民約,傳統文化。

當今的中國政府正走在人類歷史上從未嘗試過的政治道路上;四十多年來,中國政府在提升老百姓的經濟條件、教育水準、居住環境、衛生醫療等許多方面,取得了瑕不掩瑜的亮眼成績。基於各種因素,香港人對內地的意識形態、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以及價值取向等,始終抱持著一種猜忌與不安的想法,這種觀念的轉變,不是依靠幾句口號,或推出幾個政策,就能改變得了的。香港正面臨著百年未有的大變,形勢之險,遠甚於「六七風暴」,其後續影響必將牽動兩岸三地,乃至全球的政經局勢。

香港應當警醒一件事情,那就是「本土化」的觀念如果提升為一種原則,而且等同於「民主」,那麼香港的民主前途將極為黯淡;在這件事情上,很不幸的,台灣走在了前頭,而且成了一個很壞的例子。大陸方面想要消除香港人(台灣人)對內地(大陸)的「成見」,真正達到「既統且合」的境界,大陸政府就必須鍥而不捨的完善現有政治制度,一方面探索普世價值在中國的體現方式,一方面探索中國傳統在現代化中所能扮演的積極角色。當生活在大陸的人民能夠充分的享有憲法權利時,很多問題將自然消解。

值此關鍵時刻,中國大陸應當站在人類文明發展的高度與千年歷史定位的眼光來考慮全域,運用大智慧,大魄力,以「求變求通」。衷心祝禱兩岸三地能夠化險為夷,共同迎向幸福光明的未來。

(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暨兩岸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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