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民元國會(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一九一二-一九二五年)曾反對中國參與歐戰,段祺瑞懷恨在心,無意恢復之。怎樣才能塞住天下人之口呢?段是聰明人,找來「中國憲法第一人」梁啟超,為之建構一套「言之成理」的論述。梁啟超在清末是輿論界之中心人物,是引領思想風潮的先驅,但入民國以後,梁之思想與知識結構已不足以應對新的社會變局,且梁親身參與北洋政治,已身在染缸之中,再無當初的超然地位和品格。

選舉過程大量作弊

梁啟超為段氏量身打造一套看上去無懈可擊的說辭,卻將段政權送上敗亡的不歸路:中華民國經張勳一度之復辟推倒,為已死蛻化過去之中華民國。現在之中華民國,乃由段祺瑞手造之另一新中華民國,非復以往之舊中華民國,是舊國會絕對無恢復之理。再則謂舊國會之不良,由於國會組織法之不善,倘不先組織一種過渡機關,將國會組織法修改,仍用舊法選舉新國會,未有不蹈舊國會之覆轍者。由此,梁氏提出「效法」辛亥革命初期成立臨時參議院的先例,組織所謂的新一屆「臨時參議院」,議定每省五人,由研究系指定,令各省長指派。然後,制定新的國會組織法,進而舉行全國大選。

段祺瑞對此策大為欣賞,遂將梁氏執筆之電文稿,用國務總理之名,於一九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通電全國,再由北京政府明令執行。這就是那篇「百禍之源」的所謂「敬電」(「敬」字是二十四日電代日韻目)。

一九一八年五月至六月間,皖系主導的中央政府宣布,舉行全國大選,選舉新一屆國會。此舉遭到南方五省(粵、桂、滇、黔、川)抵制,當時南北交戰,湘、鄂、陝等三省也因戰亂,無法正常辦理選舉,故實際進行選舉的僅十四省。在選舉過程中又出現大量作弊現象。選舉結果,安福系獲得三百三十席次,舊交通系獲得一百二十席次,研究系只獲得二十餘席次──梁啟超大失所望。

八月十二日,第一屆國會期滿之時,臨時參議院解散,安福系控制的中華民國第二屆國會正式成立。眾議院議員以王揖唐為議長、劉恩格為副議長;參議院以梁士詒為議長、朱啟鈐為副議長。九月四日,安福國會選舉徐世昌接替馮國璋,為中華民國大總統。

九月十三日,直系將領吳佩孚於衡陽發表通電,不承認選舉結果。吳佩孚只是區區北洋第三師師長,人微言輕,卻埋下了直皖戰爭之伏筆。

此後,吳佩孚在戰場上攻城略地,成為北洋新星,令段祺瑞如芒在背。一九二○年七月,直皖戰爭爆發,直系曹錕、吳佩孚取勝,控制中央政府,段祺瑞被迫下台,安福國會於八月三十日遭到解散。

一九二二年四月,又爆發第一次直奉戰爭,直系獲勝。吳佩孚提出「恢復法統」,八月一日恢復第一屆國會,參議院議長王家襄,副議長王正廷;眾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張伯烈。國會完成新憲法之制定,並選舉曹錕為大總統──曹錕所得選票,很大一部分都是重金買票。此次制憲本為中國憲政史上一大成就,卻因曹錕賄選而蒙塵。

共和制運作不靈

一九二四年,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直系戰敗。十一月二十日,段祺瑞三度出山,任臨時執政。他在就職宣言中說:「誓當鞏固共和,導揚民志,內謀更新,外崇國信。」然而,段雖有「三造共和」之美譽,而無「共和」之思想。他口中信誓旦旦地說要捍衛「共和」,轉身做的卻是破壞共和的事情。他早年留德,一生推崇德國,但德國並非共和制度。民初共和制在中國運作不靈,段氏自認為深受其害,不願權力繼續分割制衡,而要將權力集中。段氏同時公布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度」,無異於取消共和制,前三條之內容為:

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制度條文:第一條,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以臨時執政總覽軍民政務、統帥海陸軍。第二條,臨時執政對於外國為中華民國之代表。第三條,臨時政府設國務員,贊襄臨時執政處理國務。

此刻的中華民國政府,既沒有總統、總理,也沒有國會和最高法院,所謂「臨時執政」是皇帝一般的獨裁者。不過,段祺瑞心中有苦說不出:名為「執政」,其實只是檯面上的傀儡,一言一行都要看掌握軍權的張作霖和馮玉祥的臉色。「段祺瑞這時原是個孤家寡人。但是他畢竟做過北洋的首領。百足之蟲,死而不僵,還有其剩餘價值,足資利用。所以張、馮二人公推他作『臨時執政』,實各具『挾天子、令諸侯』的私心。」是故,即便段氏想「假戲真唱」,提出廢都裁兵、善後會議等政策,均無疾而終,這一年多的執政做得煞是辛苦。

十二月十三日,北京內閣會議下令取消曹錕憲法,並宣告臨時約法失效,等於消滅了國會機關。反對曹錕賄選的兩百七十九名國會議員在北京成立「國會非常會議」,發表宣言,主張依據臨時約法解決國是,反對段祺瑞召開「國民會議」。

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段祺瑞正式下「取消法統令」,長達十三年的中華民國第一屆國會正式終結。四月二十六日,非常國會議員擬在北京集議,反對取消法統,為警察驅散。用警察對付國會議員,共和成了人人皆可踐踏之廢紙。段氏一生施政中最大的失誤,就是拒絕恢復「臨時約法」(恢復或維持天壇憲法、曹錕憲法亦是「次壞」之選擇)和第一屆國會,他斬斷了北洋政府之法統,等於自掘墳墓。

中華民國共和體制的崩潰,北洋系、國民黨、共產黨須各負三分之一責任。在北洋系當中,袁世凱、段祺瑞和張作霖又須各負三分之一責任。「北洋三傑」中,段祺瑞被形容為「虎」,其性格有虎氣,剛愎自用、自以為是。他留學德國,強化了此種有板有眼的性格,連吃藥也必吃德國產的。後來,段祺瑞又較為親日,因為日本模式也是學德國而來。德國和日本都不是共和制,段祺瑞對英美式的共和、分權模式不感興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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