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時社論》香港、台灣,你幸福嗎?

香港發生的「反送中」運動,或反對《逃犯條例》修訂草案,迄今已進行整整5個月。初期示威遊行活動沒有明確的領導和組織,並強調「和理非」,但在香港政府定調為「暴動」示威之後,暴戾成分急遽升高,示威者占領道路和公共場所(如機場)、圍堵機關建築物(如港府、中聯辦)、三罷(罷工、罷市、罷課)等系列抗爭行動,要求完全撤回修訂草案、撤回暴動之定性、撤回控訴罪名、追究港警濫權、行政長官辭職下台等「5大訴求」。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雖撤回草案,但示威、罷課行動並未停歇,未來將如何演變仍未可知,但可以確定的是,香港政府、香港居民和商業活動都已經受到了嚴重影響。香港作為全球知名的金融、轉運和商業服務中心的地位,也已經岌岌可危,加上北京政府全力打造的「一國兩制」樣板形同破功,造成了「四輸」局面,代價不可說不大。

其實,2014年在台灣發生的「太陽花」學生運動,和這一次的香港「反送中」事件有幾分雷同:都是由年輕人發起,都是年輕人對現狀不滿、對前景感到茫然,「反送中」只是點燃烈火的火柴。台灣在政黨輪替制度下,抗爭很快就結束,國民黨失去政權,但香港沒有自由選舉,抗爭不易止歇,北京會容忍到什麼程度,結果難以預料。香港政府和當時的台灣馬政府,對民怨之深事前一無所知,直到發生後才驚覺不對,但都為時已晚。

其實,如果台、港兩地政府能夠就人民對生活滿意度有規律性的調查,掌握人民對時局不滿的趨勢變化,當發現某些議題讓民眾不滿的指數升高時,就可以及時提出對策,特別是當對某些議題的不滿程度急速高漲時,可以劍及履及地提出短、中、長期解決辦法,避免民怨累積。

馬英九政府時代曾接受學者建議,由主計總處負責「國民幸福指數」調查,但兩年後,部分立委認為調查結果和其直覺有異,主張刪除調查預算,當時的行政院和國民黨中央都並未據理力爭,否則太陽花學運也許是可以避免的。現在,民進黨政府仍然不重視這個問題,以目前民怨之深,說不定幾個月後就會再次發生太陽花學運,只是苦主變成了民進黨,沒有人能夠保證不會,特別是在沒有完整的幸福指數調查之下。

國家從事幸福指數調查是晚近的發展,因為社會經濟學家發現,雖然各國的經濟多多少少都會有成長,但是國民的幸福感卻沒有持續上升,因此英國、法國、美國、加拿大等先進國家都紛紛進行幸福指數調查,了解民眾真實的心理狀態,來作為政府施政的參考,並據以擬定勞工和其他相關政策。

英國前首相布萊爾的顧問理查‧萊亞德(Richard Layard)就詳細介紹了這種調查的來龍去脈和英國推動的狀況,其名作《快樂經濟學》在台以中文出版,引發學術界的關注。一套好的「幸福指數」,除了調查客觀的國民生活條件外,必須了解民眾對生活的主觀滿意度。而對生活的滿意程度,除了整體滿意度外,還應該調查各種面向的指數,例如對於經濟、工作、交通、休閒、運動、家庭生活、政治參與、宗教參與、環保等,這樣才能理解民眾對特定生活層面的不滿意處,擬定適當的針對性策略來加以處理。

很可惜的是,我國曾經辦理過的兩次幸福指數調查,都只針對整體性的滿意度進行調查,沒有對上述分項加以調查,這可能是立委無法看到其價值的原因。我們建議,行政部門應恢復幸福指數的調查,而且是涵蓋上述諸多分項的完整調查。類似「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完整調查可以1年做1次,但可以加上每季1次較簡單、但包含上述分項的調查,如此就可以快速累積足夠的樣本,看出民眾對於各分項滿意度的趨勢,了解國家社會面對的風險,預做應有的因應。

若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和香港的「反送中」事件,能激發社會對「幸福指數」的調查和重視,並提出適當對策,也許仍有其正面效果。人民幸福不幸福,政府要掌握!

#幸福指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