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臺灣長期隸屬福建管轄,200多年來清廷派來為數不少的官吏蒞台任職,具一些史料記載,官吏作威作福之事非常普遍,造成長期之民怨。但也有少數賢吏,得到臺灣百姓愛載,當他離台歸鄉後,百姓感念,甚至建祠堂塑像紀念,例如楊廷理任職噶瑪蘭,政績斐然,如今在宜蘭媽祖廟昭應宮內尚可見到三大老塑像,其中之一即為楊廷理,他是廣西柳州人,如今在柳州也有紀念祠,並且陳列史料供人緬懷。

規劃府城市街與街景

另外尚供奉通判翟淦與陳燕,皆人民感念之賢吏也!至清末光緒初年,臺灣知府陳星聚也是功績卓著,是深受百姓敬重的地方官吏。他在臺北府城建造期間上任,任內規劃府城市街與街景,並督造城池,雖然光緒10年(1884)發生的中法戰爭主要由欽差劉銘傳主導防務,但臺北府之建設主要仍是陳星聚負責。今天臺北市已經是國際大都會,追溯起來,1885年落成的臺北府城應是一切的開始點!

臺北府的第一任知府林達泉卒後,由原任淡水廳同知接任,淡水同知裁後改調中路理番同知陳星聚署理臺北府知府。陳星聚到臺北後,築城之事因臺灣道劉璈修改設計圖而受到耽擱,但城內商店之興建卻未受影響。陳星聚督造臺北城內的文武廟與登瀛書院。文廟在光緒5年(1879)興工,登瀛書院在西門內,為四進建築,門前有惜字爐,第四進為二樓式,用為藏書樓,這座建築在日治之後改名為「淡水館」,作為文人交誼之用。由於留下較多照片,我們略可了解建築物之內部。這座建築在日治之後還使用10多年,大約至1910年代才被拆除,改建為日本陸軍的偕行社。今天它的位置約在貴陽路與延平南路交點一帶,當地曾挖出「番學堂」與「西學堂」建築基礎,這是劉銘傳所倡建之洋式建築。學堂之東側即陳星聚所建的登瀛書院,相信未來有可能出土其基址。

另外,還有臺北府署的建造,這是繼考棚以後府治內的第二座官用建築。府署工程的督造大任,自然便在陳星聚的任內建造完成。為了使這塊人煙稀少的府治之地,達到某種程度的開發,剛到臺北的知府陳星聚,便對紳民們發出一份曉諭如下:

賞戴花翎、署理臺北府正堂卓異侯陞陳,為出示招建事。照得臺北艋舺地方,奉設府治,現在城基街道均已分別勘定。街路既定,民房為先,所有起蓋民房地基若不酌議定章,民無適從,轉恐懷疑觀望。因次飭公正紳董酌中公議,凡啟蓋民房基地,每座廣闊一丈八尺,進深二十四丈,先給地基現銷銀一十五圓,仍每年議納地租銀二圓。據各紳會議稟覆,經本府詳奉臬道憲批准飭遵在案。除諭飭各紳董廣為招建外,合行出示曉諭。為此,示仰紳董、郊舖、農佃、軍民人等知悉:爾等須知新設府城街道,現辦招建民房,務宜即日來城遵照公議定章,就地起蓋。每座應深二十四丈,寬一丈八尺,先備現銷地基銀一十五圓,每年仍交地租二圓,各向田主交銀立字,赴局報明勘給地基,聽其立時起蓋。至於造房多寡,或一人而獨造數座,數人而合造一座,各隨力之所能,聽爾紳民之便。總期多多益善,尤望速速前來。自示之後,無論近處遠來,既有定章可遵,給價交租決無額外多索,務望踴躍爭先,切勿遲疑觀望,切切,特示。

光緒五年三月 日 給

不久大稻埕方面的張夢星、王慶壽進入府直街(在府署正前方),其他方面的人士相繼湧入府前街,從事店舖建造事宜,於是逐漸形成街衢。光緒6年(1880)西門街、北門街跟著建造,城內總算有了勉強的規模,根據〈臺灣慣習記事〉的說法,當時居住在城內的,「只有與官衙有關係的,純粹經營商業的尚屬罕見」。由於城址原是沖積平原構成的水田,土質鬆軟,為了承載城牆與城門樓等重結構的壓力,陳星聚乃在他預定的城牆線上種植莿竹以改良地質,因為3、4年後莿竹長成,土壤的承載力也會相對地增加到能夠承受磚石城牆的重量。清光緒7年,臺北知府陳星聚在任時,召集紳士、紳商協議,完成建城計畫,光緒8年(1882)1月24日開工。

變更城工規模

光緒8年(1882)5月7日,岑毓英奉旨署理雲貴總督,福建巡撫遺缺由張兆棟署理,未到任前暫時由閩浙總督何璟兼署。正當人事大幅調動之際,上年4月8日補授臺灣道的劉璈,不顧城工進行的多寡,與籌募經費得艱辛,以其熟悉堪輿的權威及築恆春城的經驗,大大地變更了城工的規模。〈申報〉因而以〈台事彙錄〉加以報導,使我們對於岑毓英當時屢勘的規模有所瞭解:

臺北府城,前經岑宮保親臨履勘,劃定基址;周徑一千八百餘丈,環城以濠;均已興工從事於畚捐。劉道憲昨復到勘,又為更改規模;全城舊定基址均棄不用。故前功頓棄。估其經費,應多需銀二萬餘圓。在工人役擬稟撫轅,求為定奪。此事究不知若何辦也。

更改後的府城規模,則如「臺灣築城沿革考」所述:城以石壘,東西各四百十二丈,南側三百四十二丈,北側三百四十丈,總計城周一千五百零六丈,環城以濠,計開五門,窩舖四座。通往大稻埕為北門,曰承恩;通景尾為大南門,曰麗正;通艋舺八甲街?小南門,曰重熙;通艋舺新起街為西門,曰寶成;三板橋通錫口為東門,曰照正(景福)。東、北二門並建外鍋,額題「巖疆鎖鑰」。

按岑毓英當時的計劃,城工應在光緒8年(1882)10月以前完成,然而因派捐分年及罷捐、抗捐等情事一再發生,使工程未能順利進行,加上劉璈的變更設計,以致於到了光緒10年(1884)6月城工未能建設完竣。迨至劉銘傳來台,於同年8月15日上奏〈法船併犯臺北基滬俱危移保後路摺〉時,仍然說「惟法既全力直注台,淡水新城,尚未完工,無險可守。台危累卵,旦夕難知」。因此日人伊能嘉矩的調查報告說臺北城遲至光緒10年(1884)11月才完工,當屬可信。(待續)

#陳星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