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總統針對近來所謂的「用錯假訊息抹黑其博士論文、學歷及母校」之事,於千呼萬喚下公布她在英國倫敦政經學院的博士論文。在這個爭議過程中出現幾個疑點,諸如:為何指導教授是個沒有博士學位的年輕講師?最終學位論文為何仍有許多塗改文字?論文原本在倫敦大學總圖書館及高等法律研究院圖書館因何會杳然佚失?何以沒有和其他1984年畢業的法學博士論文一樣,有版權聲明頁等等。雖然有些問題解釋了,但有些仍舊是一團迷霧。

面對這些「探究事物發生的緣故」(Rerum cognoscere causas ,倫敦政經學院校訓)之質疑,蔡總統回應:「這個論文當年是35年前的論文,所以當時的作法有它的作法,如果以現在的眼光去看過去,那當然會說或許有一些問題,但基本上,我們處理論文都按照當時的規定在處理」,並且叫屈般地表示,「35年前的教育部絕對不是民進黨的,也不是蔡英文的」。總統的回應不禁讓人想起轉型正義,套用總統對論文門事件的邏輯,不正是要大家不要以今日之是,評斷昨日之非?

蔡總統對轉型正義曾表示:「國家必須在還原歷史、找出真相後,才能告訴所有人過去就讓它過去。」當提名謝文定出任司法院長,遭質疑他戒嚴時期專辦政治大案時,總統也指出「威權時期不是大家都選擇服從嗎?」35年前台灣正處於戒嚴威權時期,大學人事聘任往往沒有外審、系院校審查等現今嚴謹的程序,通常是系主任或高層就能決定。蔡總統顯然是以「服從」35年前的體制,按照當時規定的聘任事實,作為面對外界質疑的證據。然而這樣的邏輯卻錯亂矛盾,威權體制下的種種既已為蔡總統催生的《黨產條例》、《促轉條例》認證必須被「轉型正義」,而成為昨日的「非」,怎可在民主法治的今日名正言順存在?「正義」又豈能如此選擇性的詮釋?

面對外界對博士論文的質疑聲浪,蔡總統並沒有在第一時間澄清,直到被質疑弄得不耐煩,才以間接事實迂迴地回應,翻箱倒櫃、窮洪荒之力找出未裝訂版的博士論文,這樣的行事風格與所謂「辣台妹」之「該辣就辣」的作風,簡直判若兩人。如果35年前的事情毫無破綻可疑之處,積非難以成是,眾口也無法鑠金。面對黨產會等機關追究的政黨及附隨組織,為何要負擔其財產非不當取得之舉證責任?尤其是追溯70餘年來的一切,要求提出上窮碧落下黃泉也遍尋不著的證據,或縱使有證據不被黨產會接受,就恣意認定為不當黨產而必須充公。蔡總統僅是面對輿論質疑即顯得不耐煩,但被黨產會鎖定的政黨及其附隨組織(如救國團、婦聯會、中廣等),則是結社權、名譽權、工作權與財產權的侵害,不知伊于胡底,為何不能將心比心?

除了有明顯違法之情事外,應尊重35年前的既成事實,這顯然是蔡總統面對博士論文引發問題的處理態度。轉型正義的立法及執行又何嘗不應如此?轉型正義的目的並非只是譴責或懲罰過去的歷史,還更需進一步尋求社會內部的和解與團結,才是符合憲政價值,讓國家長治久安之道。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司法及法制組召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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