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當然較朱元璋時代已有增加,可是其增加從未有系統的制定,基本的稅收數以穀米之石計算,整個朝代很少變更,歷二百七十六年,其基數大致如故,所增加的是基數外的附加、加耗和盤運的腳費等等。一般情形下,因為上層要求下級政府作主,自行斟酌的添增,所以毫無管制。朝代初年以責任繁重之役加在富戶頭上的辦法已不復施用,接著的是將其負擔配予中等人戶,最後只有攤及全民。不給償的工役很少例外的,已改為出錢代役。服役的年限最初每戶十年一輪,中間改作五年一輪,最後則每年出錢代役。這樣的調整有將全部義務按年徵取全部用銀,也有將土地稅和服役之役錢互相歸併之勢。其詳細辦法各州各縣不同,大概視其經濟發展的情形而定,只是其趨勢則全面一致。在十六世紀這樣的調整歸併通稱「一條鞭法」。

短距離補給線

可是事實上沒有一個縣分做到理想的境界,將所有的「賦」與「役」全部歸併而整個的一次以白銀徵收。讓有些納稅人擔任財政上職責的辦法迄未完全革除。因為它自身沒有帶服務性質的機構,中央政府只能將收稅機關與經手開銷的機關成對的配合。對中央政府講,收入和支出如是已一款一項的彼此對銷。當稅收以實物繳納時,全國充滿了交錯的短距離補給線,又因為缺乏銀行及中繼機構,其收支用銀的出納方法大體上仍是如此。一個邊防的軍事機構可能接收到一打以上縣分的款項,同樣的一州一府也可能向數以十計的倉庫庫房繳納。這種辦法除了極少的調整之外,以後也為清朝襲用。政府之中層缺乏經理能力是第三帝國一個極為顯明的特徵。

從現代的眼光看來,雖說稅率增高,但一般所抽仍低,情形也每州各縣不同。因為稅率是水平的施行於全體納稅人,及於每家僅有三畝或五畝極為單薄之下戶,其稅收極容易達到飽和點,亦即逾此一步,納稅人已無力負擔。將下戶免稅或以累進稅制增額於大地主的辦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難,民智未開,無法在鄉村之中確切的監視,即使用簡單的現制執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將稅收的程序繁複化,恐怕技術上的困難足以使整個制度解體。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尷尬之處乃中國在近代史裡所遇到的最大難關。因為如此,這帝國的資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無法增進。另外戶所積存之剩餘很少用在投資的用途上,要不是用作高利貸的本錢,即供無謂的消費。因為財政之本身緊貼在農村之上,它也無力扶助村鎮工業和地方上之商業作更進一步的發展。

其弊端尚不止如此,財政之實施既缺乏強迫性的管制工具,其帳目數字錯綜,無從標準化,因之隨處都有錯漏,某種程度的不盡不實,只好任之聽之。雖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嚴格的標準行事,其所加壓力因有技術上的困難在,愈至下端只有愈鬆懈,在執行上,效率也愈低。這樣令人扼腕的種種情形,有如痼疾。

倭寇從未在海上作戰

在十六世紀的中期,大明帝國的雍容安靜氣氛被「倭寇」犯境而打破。倭寇在西方文件中稱為「日本之海盜」,他們以波浪式的行動在中國沿海騷擾。按其實,他們的領袖為中國人,也有中國人參加其隊伍。不過在作戰方面講,本地人效用淺,其進攻的根據地在日本,所有的戰法和裝具全由日本人供應。嚴格說來倭寇亦非海盜,他們從未在海上作戰,只是登陸之後包圍攻取城市。

明帝國因為組織上的特殊情形,務必保持一種與外間絕緣的狀態。倭寇之起與走私貿易有關,這樣的不法活動業已進行一段相當的時期,政府官員既被沾染,地方上之士紳也雜身其間。中國向無海事法庭,當中有力量的船主在參加這貿易的人士中,便有了武力仲裁者的聲望地位,一切以自然之態勢形成,這些人終為倭寇之頭目。

當這些強人愈無忌憚的上陸修船,並且私出「傳票」,指令村民在他們「判案」的程序中出「庭」作證時,明政府猛然省悟此風不可長。這海上之威權雖說尚在新生狀態,如不及時對付,遲早會向以農立國之朝代挑戰。可是問題愈嚴重化,明政府愈暴露了本身之弱點。有的衛所早已在歷史之中被疏忽遺忘,此時無從動員,臨時募集的士兵則不願戰,也不知戰法,更缺乏款項足以供非常狀態之開銷。因之自西元一五五三年開始,倭寇流毒於東南沿海達二十年之久。

只是堅持到最後,終有想像力豐富之戚繼光將之剿平。他憑空創造了一支軍隊,從召募、訓練、給予補充裝備幾乎全部從頭做起。他的軍官由他一手提拔,所以保持著袍澤間密切的情誼。他的士兵全部由內地農村中招募而來,其選擇之重點在於堅韌性而不在於靈活。他給隊伍具有折磨性的操練,他要部隊間生死與共,而以連坐法相脅迫。士兵的餉給只比農業的工資略高,他的武器全在本地製造。從政治的角度看來,他的戚家軍完全符合明朝之農村氣息,並無優秀部隊之形影。軍費之由來乃自現有各種稅收內統添上一種「兵餉」的附加稅,所徵收限於為倭寇侵擾的地區,只因為附加率低,收集時尚不發生太大的困難。只是有些縣分之內原有稅額已近於最高限度,再經過此番之附加,則所有可以徵收的稅源至此用罄,以後再想增稅,即無能為力矣。

在北方蒙古酋領俺答(Altan Khan)自一五四○年間即已從各部落間構成一種力量龐大的同盟,起自今日中國之東北,西迄青海,所以他能在一次戰役中投入十萬戰士。自一五五○年代以來,每到秋天即來犯邊,無歲無之,有時甚至逼至北京郊外。所幸俺答無農業基礎,為他服務的漢人,人數稀少。一五七○年俺答之孫投奔明軍陣內,中國防區將領乘著這機會與俺答媾和,授之以順義王的名號,允許他每年互市,又予以津貼,自此之後,終明代,蒙古人未再為邊防之患。簡概言之,倭寇及俺答之侵犯,雖說一時局勢緊張,其為患仍不深,未能逼使明帝國改組。

我們今日看來明朝末季停滯而無生氣,當時人的觀感很可以與我們的不同,特別是身兼地方上紳士的官僚,他們習於一切維持原狀,在這種永恆不變的環境之中,個人生活不是沒有令人心悅之處,大凡個人在科舉場中得意即有社會上之名望,而做了中等以上的地主,其優秀階級的地位已有了相當的保障。(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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