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時代地產換主的情形經常有之,反映著社會上的流動性依舊存在。大概一家一戶之盛衰與科場之成敗互為表裡。此外不論做清官或貪官,只要像我們現代人物一樣被逼著至死方休的求長進,那麼只要做了幾年的官便可以退居林下,雖然不足以過奢侈的生活,至少也可以舒適的享受清閒了。

教養在先 富庶在後

這種種條件構成一個注重內患的宇宙,在散文、詩詞和繪畫諸方面表現無遺,在哲理談論上也可看出。明代的藝術家極少例外,都屬於縉紳階層,這批悠閒人物逃避了世俗間的繁忙,他們目光所及的世界,表現著他們自己心境上的靈感。明人所寫小說至今猶為人欣賞,其題材有歷史與社會背景,又及於色情與幻想,可是最流通的小說,每篇都各有天地自成一系統。作者有把握的將人物和事物以極大規模的結構盤托出來,但通常其組織不脫離對稱與均衡,在其演進之間造成一段大循環。即使是現實的描寫,也被籠罩於一原先具有輪廓的宇宙之內。如果還不算,小說家又在每章段之間以韻文和故事穿插,表現出作者的智慧,超過日常生活的範疇。這樣看來,這種小說家的藝術可以與日本之石鋪庭院相比。

明代最大的哲學家為王陽明。他將佛家頓悟之說施用於中國儒家的思想體系之內。只是迄至明末,王之借重於自然的傾向,被極氾濫的引用,因之也產生了不少的王學支派,這和王陽明的注重紀律有了很大的區別。

從縉紳官僚階級的立場上講,教養在先,富庶在後。學術上之精到,文質上之選擇和舉止上的合乎大體超過一切。所以利瑪竇(Matteo Ricci)於西元一五八三年來到中國時,他讚美這國家是由一大群的「哲學家」管理。可是向人炫耀為人之常情,尤以暴發戶為甚。一個縉紳家庭可能在門前樹立幾樁旗竿,以表示子弟進學中舉以及捐輸為監生的人數,地方上顯赫人物也有在轎前擺布著一大堆的隨從;修築花園和精製桌椅使富庶之家的屋內外更為講究,這在明末風靡一時;收藏藝術品也成為風尚,古物尤被珍視,有時一塊古硯可以值銀三十至四十兩,足為農家全年用度。

經濟制度仍難突破

可是所謂資本家在這時代產生的說法並無根據,雖說間有商人成為巨富,但數目極少。農業商品化也只有間或一見的例子,並且缺乏繼續經營的證據。製造棉布仍是一種家庭工業,婦女紡紗可以補助家庭的收入,在貧困佃農的戶內尤不可少。雖說這與歐洲同時的「外放分工制」(putting-out system)有若干相似之處,單獨的有這樣安排卻不足以使社會經濟改觀。總而言之,提倡晚明中國經濟有突破的說法,有它基本的弱點在。與當時帶服務性質之事業無從展開的情形相較,這種說法不攻自破。這時候無銀行,無發放信用之機構,保險業始終未被提起,相反以高利貸為主的當舖倒以千計。此時也沒有適當的法律和法庭組織足以提倡現代型的商業,而促進資本之存積。何況支持現代商業的法律程序以私人財產權作基礎,首先即與孟子道德觀念相反,而後者正是官僚體系奉為天經地義的。本書前面即曾提及,明政府自十五世紀中以來已無從制定有效的貨幣政策,當這麼多必要的因素全付之闕如,現代商業如何能在中國發展?

科技的進展經過宋代之最高峰後,明朝缺乏繼續之進展。從絲綢之紡織至陶瓷之焙烤,特殊之機械設計及處理,似乎都端賴技工的眼光。水力工程及藥物學因具有實際需要之價值,明人在這兩方面頗有作為。可是無意於節省勞動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識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為停滯的原因。因為中國人既已有了現階段的成就,如果繼續研鑽,似乎不難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數學工具,獲悉宇宙內更奧妙的神祕。

在農業方面,明代特別值得提出之處為菸葉、玉蜀黍、甜薯及花生自新大陸輸入。後面兩種農作物因其可以栽種於前未耕耘之山地,對於解決食物問題更具有特殊之價值。可是在農業技術方面說,明代甚少進展。元代忽必烈所頒發之《農桑輯要》內中圖釋之農具,幾個世紀之後再無增進,可見得傳統的農業技術在相當時間之前即已達到其最高限度。

然則明朝盡力使中國內部均勻一致則超過以前任何朝代。中期之後華北即無異族逗留的痕跡,華南有了省區之間的移民,使人口更能疏散到廣大的地區,也使西南之少數民族更感到壓力。歷史上估計中國的人口,總多少帶有冒險性。可是中外學者已有共同的觀念,認為西元一六○○年前後,中國人口已接近一億五千萬,這是歷史上的最高點。雖說明律不許人民泛海,事實上向東南亞各國移民好像未曾間斷。西元一五六七年明政府已片面開放福建之月港,當地接近廈門。以後國際貿易相次展開於廣州及澳門似從一五七八年始。

利瑪竇於西元一五九五年來到南京,一五九八年到了北京,留下了一段有趣的晚明紀錄。我們今日看來,可以想見中國在十六世紀末葉,頗像一種玉製的裝飾品:從美術的角度看來有它本身之完滿,可是在結構的方面看來實為脆弱。因為受著法律和制度的限度,內部的增進已至極限,用不著說,這樣一個國家不容易動員,對外界的壓力亦缺乏抵禦的實力。

實際上在利瑪竇行經大運河北上之前,大明帝國已經嘗試著窮最後之力作一番振作。這運動是由張居正一手經營,他這時是首席大學士,同時也是朱翊鈞(即萬曆皇帝)的導師。當萬曆在西元一五七二以九歲登極之時,張居正因皇太后之信託,成為皇帝的保護人。他和宮內的首席宦官有了默契,於是行使職權時具有相當的威望,有如宰相,只是沒有宰相之名目。他將自己的親信布置在內外機要之處,也將自己權勢推廣至朝臣之監察彈劾部門和文書教育部門,同時親身管理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張居正不辭勞瘁,經常以個人之書牘和各地巡撫總督談論國事中之各種問題,所以各種方針與政策事前已有了默契,當各臣僚建議於御前,而張居正以大學士的資格代皇帝批答時,不過將經過協定的謀略具體化。張居正既有人事權,便常引用各人的升遷為餌來籠絡部屬,張居正以這種方法獨攬國事達十年之久,迄至一五八二年他剛五十七歲卻出人意外的溘然長逝。(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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