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時,日人佔據台灣已五十年,而中日處於激烈實戰的戰爭狀態也已約十年,兩岸全然絕斷,祖國無法與當時台灣在地菁英建立政治聯繫。再者,前述悉數返自大陸的台人,不但均是那時在大陸眾多台人中的菁英,且多是日據時期1920年代前後,千里迢迢冒死歸返貧困積弱的母國,其中部份投入中國共產黨、部份投入中國國民黨,毅然加入祖國偉大的抗日行列,經過重重歷練,脫穎而出,分別在兩黨各自嶄露頭角。

本省人獲權力與民主

日人戰敗,國府接收台灣,其中投效中國國民黨者,為國府重用,實屬情理內事。試想,當時國府己與台灣在地菁英,中斷政治聯繫半個世紀,陳儀政府此時初抵台灣,無法立即起用從未相識的在地菁英,也屬情理內事; 事實上,陳儀政府抵台後,經與在地台人精英互動,也啟用在地菁英,例如命林獻堂接收彰化銀行,還於1947年2月28日派其出任彰化銀行董事長。

關於陳儀政府重用悉數返自大陸的台人一事,斯時台人是持肯定觀點。例如光復後半年,陳儀當局在台灣全島,舉行完全自由開放的各級民意代表選舉時,對參選的返自大陸台籍菁英如黃朝琴、李萬居等人而言,以時下台灣選舉經驗當知,他們長期離鄉背景,人脈遠非在地菁英可比,且無錢財,然而卻都獲選為省參議員,這就反映那時台人對曾投效祖國返回大陸菁英的崇敬,可說是用選票歡迎他們,肯定他們。

如果不以人廢事,客觀地實事求事,則光復後本省人出任掌控全台宣傳機器如報紙與電台的第一把手實權主管、或出掌地方實權的地方行政首長(包括全台最重要的台北市長、台北縣長、高雄縣長)、新招警官警察之台籍化、各級民意代表之自由選舉並全由本省人當選等等。

台灣本土菁英社會地位迅速提升榮耀及身 就個別的知名台籍菁英,以林獻堂為例,在228事件之前,1946年4月當選省參議員,6月當局派林獻堂出任台灣銀行監察人、台灣電力公司董事,並聘為台中縣土地調節委員會委員,10月陳儀政府命林獻堂接收並改組彰化銀行,擔任彰化商業銀行籌備處主任。

至於林茂生,光復時的1945年10月25日,林茂生與林獻堂等在台北中山堂受降典禮台上觀禮,林茂生並發表慶祝光復演說。

光復后的政治參與及政治地位顯耀是日據時期不可想像 僅僅一年,本省人在政治與民主上,享有空前的權力與地位,這在日據時期本省人是無法想像的。祖國此一信任台人,視台灣人為同胞的骨肉情,與日本異民族的殘酷殖民統治實判若雲泥。

日人據台五十年間,無一台人出任台北州、台南州、高雄州、台東廳、花蓮港廳等七州廳(即台灣光復後的七個縣)的知州事(即縣長)與市長;又日據五十年後1945年投降前時,相當於今日簡任與簡任待遇的敕任官,日本人有166人,但台灣人僅有1人(然而一年後1946年12月時,本省人出任同級職簡任官者驟增至36人);至於民主選舉,日據時期日人是佔領台灣四十年後才辦理選舉,但祖國是在接收台灣的第二年即開誠佈公的舉辦選舉。關於選舉內容,日人的選舉是官方指派半數,餘者方為民選,據統計1945年1月時,全台486名(官派270人、民選216人)的州會議員、市會議員、廳協議會議員中,日人居然高達296人(其中官派200名、民選96名),佔全部議員的60.9%,當時在台日人僅佔全台總人口的6.0%,然而祖國所辦的選舉,卻是各級民意代表100.0%全部由本省人當選;在警察台籍化方面,截至1946年10-11月前止,計新招訓警官共496名(其中本省人417名、佔84.1%)、警員2,215名(其中本省人2,167名、佔97.8%)。

然而無可諱言,祖國亦受制於其連年征戰、遭日人殘酷侵略半世紀、悲慘落後歷史條件的制約,綜合國力慘弱,無法克服日人離台前發動系列經濟戰所遺的世紀糧荒與超級通貨膨脹,完成斯時劃時代的平穩過度接收台灣,甚至最終衍成1947年的二二八悲劇,這不但是台灣的悲哀,也是祖國的悲哀。

延攬優秀人才

陳儀執政期間因發生二二八事件,故主流論述似將陳儀政府全盤地妖魔化,將陳儀政府講得似無一好人,不是貪污腐敗,就是不學無術。實際上,那個時代在台的基層公務員中,也不乏令人懷念的傑出優秀官員,例如孫運璿與李達海就是較知名者。在經濟領域,前行政院院長孫運璿(山東蓬萊人、哈爾濱工業大學畢業)於1945年12月抵台,參與台灣電力的復原工作。適值台電約三千名日人遭遣返日,時任電機處代處長的孫運璿,帶領著約二百名外省、千名本省及七、八十名日人的台電人員,埋頭苦幹,搶修復原遭美軍大轟炸嚴重破壞的台灣電力系統,功在台灣電力;前經濟部長與工研院董事長李達海(遼寧海城人、西南聯合大學化學系畢業),曾在我國甘肅油礦局老君廟任職三年多。抗戰勝利後,年輕的工程師李達海奉派台灣,與其他外省本省同事努力從事高雄石油工廠的修復,功在台灣石油。

光復後,祖國除了派出孫運璿、李達海等這樣的優秀官員來台外,長官陳儀也延攬了許多學經歷俱優的人才來台。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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