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圖書館」一詞,謂者多稱源自日本的「書館」一詞。但日本早期亦無此名稱,而是將存書之處所稱為「文庫」。故該詞未必不是日本受西學東漸影響後的新名詞。「圖書館」一詞見於中國報刊始於1896年9月27日由梁啟超等人創辦的上海《時務報》<古巴島述略>一文中。故多認為該名詞係由梁啟超自日本引進中國。梁氏以降最先使用「圖書館」一詞者為張元濟。他於1897年2月與友人於北京合作籌辦「通藝學堂」,率先於通藝學堂內設置包括圖書館、閱報房等設施,並在《通藝學堂章程》下附《讀書規約》及《圖書館章程》。這是我國第一個「圖書館章程」,該《章程》在晚清西方圖書館觀念的傳播上具重要的歷史意義。

商務重要掌舵者

張元濟早期不忘於學堂設立藏書單位供該校師生運用,並很早採用初引進中國的「圖書館」一詞來稱呼他設立的藏書單位並訂立章程,可見他對國內外傳入新知新學的重視與認同,除隨時汲取掌握外,並具即知即行的實踐魄力。張元濟日後成為商務的重要掌舵者,且商務當局對經營圖書館業務的長期支持,居中擘畫的張元濟絕對是重要的推手。

由歷史觀察「藏書樓」一詞的通行早於「圖書館」一詞的運用。「圖書館」一詞約1900年才開始在中國流行,並在清末新政前後才超過「藏書樓」成為通行用語。有關「圖書館」一詞在中國確立通行的過程,吳晞曾詳細載述。

「……例如1900年9月《清議報》有篇名<古圖書館>的文章;1901年6月《教育世界》也刊登了一篇<關於幼稚園盲啞學校圖書館規則>一文。1903年,清政府頒發管學大臣張百熙主持制訂的《奏定大學堂章程》,其中提到:『大學堂當附屬圖書館一所,廣羅中外古今圖書,以資考證』,並規定其主管人為『圖書館經理官』。此為「圖書館」一詞首次於官方文件中採用。《奏定大學堂章程》頒布後,原京師大學堂藏書樓便改名為京師大學堂圖書館。這是我國第一個採用圖書館名稱的正式官方藏書機構。……直到1904年,湖南圖書館、湖北圖書館和福建圖書館相繼成立,圖書館的名稱才開始在社會上通行,其後各地出現的各種新型藏書處所多數都標之以圖書館的名稱。

1909年京師圖書館奉旨籌建,清政府又隨之頒發了《京師圖書館及各省圖書館通行章程》,這樣才使得圖書館的名稱在我國最後確立了下來。」

中國「圖書館」一詞的流行並成為通用名詞「在很大程度上是清末新政前後受日本明治維新的影響步伍東瀛的結果。」

除了流行的時期有先後之別,圖書館本質上與中國具歷史淵源的藏書傳統有所差異之處,最主要與最本質的一點,在於封閉與開放的區別。從封閉走向開放,便是我國圖書館從無到有、從萌芽到成熟的曲折歷程。 另程煥文也歸納中國古代藏書具有「私有」、「封閉」及「專享」三點特色,此相對於近代圖書館「公共」、「共開」、「共享」的特色 ,可作為審視與畫分傳統藏書與近代圖書館的標準依據。透過本質差異的檢視,可證明中國古代藏書歷史與中國近代圖書館的發展,並無直接傳承關係。

舊式藏書型態消亡

「西學東漸」與「中國社會近代化的發展」兩項因素,促使往昔文獻圖籍蒐藏,以傳統舊式藏書樓形式為主的大環境,轉變成以近代新型圖書館為主。而舊式藏書型態的消亡,亦非一夕蹴成,仍是經歷一段時間的變化過程。

造成晚清藏書之毀傾主要可歸因於兩項因素造成。一是帝國主義列強的入侵和太平天國戰爭的打擊;一為封建經濟之衰落與解體。前者如清代官府藏書達鼎盛極致的「四庫七閣」,在戰爭中毀傾三閣。如「宮廷四閣」中的「文源閣」(以及收藏《四庫全書薈要》的「味腴書屋」)在1860年英法聯軍火燒圓明園時化為灰燼;「江南三閣」中的「文宗閣」和「文匯閣」在太平軍攻破揚州及鎮江時付之一炬;此外藏有《四庫全書》底本等大量珍籍的「翰林院」,亦於1900年被八國聯軍掠奪一空。官方藏書皆已如此,則私家藏書之無力對抗戰禍,則更可想見。後者因封建經濟之衰落與解體,也造成清末藏書事業的衰落,尤以私家藏書影響最甚。如清末諸多著名私家藏書,或因家道中落,子孫不守而藏書散出,最著名者為清末四大藏書家之一浙江歸安陸心源的「皕宋樓」,其子孫欲出售先人所遺典籍。因清廷及商務印書館均無力收購,以致於1907年為日本財閥岩崎氏蒐購東去,成為靜嘉堂藏書的重要館藏。而此種私人藏書無力執守的現象,於清末民初極為普遍。

在此兵燹倥傯、時局動盪之際,雖多有私家藏書散逸毀傾的景況,但仍有少部分藏書家於民國之後仍致力於傳統舊籍的蒐藏。這些藏書家多生於清末,曾接受舊式傳統科舉薰陶或影響,或傳承家業藏書淵源,因此大抵多延續中國歷來藏書的傳統型態。但這些藏書家在行事作風上,多已異於舊式藏書家私有、封閉、專享的風格。有的在生前即已到處捐書,並極力提倡創立新式圖書館;或將珍藏善本舊籍加以刊刻、借抄;或著述、題跋,以展現或深化所藏舊籍價值。澳些藏書家之人生境遇不同,所藏圖書或於身後由子孫捐贈其他學術圖書館,或星零四散不復存在。但這批藏書家的行止,正反映了中國傳統私人藏書家在世代轉換之際的風貌與形樣。

(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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