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街臺靜農老師故居開始遭到拆除,引起文化界的譁然,群情呼籲要加以保留。這使我想起他的故居和一段往事。

1982年冬天,白先勇復刊《現代文學》,我有幸擔任執行編輯,他談到魯迅已百年,以魯迅在中國現代文學的地位,應該做1期魯迅專號。在戒嚴時代的台灣,魯迅還在禁書之列,做這樣的專題,也算是一大突破了。但白先勇有更突破的想法是:能不能請臺靜農老師來談魯迅,因為他是魯迅在台灣唯一的弟子。

當時我們都知道魯迅雖然很敏感,卻影響了許多台灣年輕作家,白先勇也不知道臺老師會不會願意談,要我去試試看。我那時才研究所一年級,不知天高地厚,在那禁忌年代,更無從知道許壽裳先生被暗殺的事,我只是想用採訪的角度想方設法讓臺老師說出當年的故事。

那是一個秋天的下午。臺老師溫州街宿舍有小小的院子,日式的平房,他起身迎了客人,就坐回他堆滿書籍、畫冊、字畫、毛筆與墨香的書桌前,一張大大的、有些破舊的老藤椅上。秋天的陽光從窗外射落下來,光影錯落,映著泛黃的墨香。

我看著他灰白的頭髮,壯碩而微微龍鍾的體態,想到這個生命的青春時代,曾和魯迅在三十年代的中國文壇一起奮戰,寫下那些寫實而動人的小說,讓魯迅懷抱了多大的期望,如今卻坐在這裡,用大寂寞和大孤獨的心,在古老的書道藝術中,一個字一個字,書寫無人可以了解的心事。

我從書包裡拿出魯迅的兩本小說,說:「這是台灣新出來的魯迅小說。台灣查禁很久了,現在是一些人偷偷翻印出來,不知道您有沒有看過?」

「沒看過。看看吧!」

我遞上了書。他默默戴上眼鏡,拿著書,微微傾斜身體,就著下午的日光,無聲地端詳著。然而,他並不翻動書本,也不動身體,只是看著封面上的木刻版畫,魯迅的像。

下午的光慢慢的斜了,透過樹影,照在書桌、地板的書籍上,反光映著他的臉,光線竟有點明亮起來。

不知過了多久,他恍惚轉頭看我一眼,又回頭看著書,半晌,才彷彿自語地慢慢說:「有點像,但也不是很像,似乎胖了點。他比較瘦。眼睛更有神…。」然而他又沉默了。

我問他,有多久沒看過魯迅的小說集了?

「很久了。」他說。

不知道是不是被他記憶的深遠給鎮住了,我沒能請動他寫魯迅的回憶,也沒能請他談一談和魯迅的交往。我彷彿怕打擾他自己和魯迅的對話一般,慢慢沉靜下來。「太久了,我和他只是淡淡的君子之交,實在沒什麼可說的。」臺靜農先生淡然說。

在那戒嚴的年代,我終究沒能夠請他說出禁忌了一生的故事。後來我在《魯迅全集》的日記裡,找到魯迅致臺靜農的信。那是1932年,臺靜農被抓了,魯迅非常著急,擔憂他的安危,也憂心婦孺有沒有人照應。後來在魯迅與「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營救下,臺靜農獲釋,魯迅特地寫了一首詩送給他:「雲封高岫護將軍,霆擊寒村滅下民,依舊不如租界好,打牌聲裡又新春。申年元旦開筆大吉並祝 靜農兄無咎」。

而臺靜農於1946年來台灣教育廳任職,是許壽裳的安排。許壽裳與魯迅、陳儀是同時留日的學生,也是好朋友。所以陳儀來台主政時,請了許任教育廳長。1948年元月,大陸內戰嚴峻,魯迅的遺孀許廣平曾想要把孩子送來台灣託孤,請許壽裳照應。許也答應了,可惜信剛發出3天,許壽裳就在台大宿舍被殺害了。臺靜農的至痛難以形容。

1949年後,他在台大中文系任教一生。他影響無數新起的作家,但自己卻不再寫小說,往事永遠深埋記憶深處。寧可寓意於書藝的大寂寞,也不願意言說。

想起溫州街,我便想到那個下午,沉默許久之後,那一雙深情而寂寞的眼睛,在午後的光影中,走過多少歲月的長廊,走過多少青春的記憶。

把臺老師的故居留下來吧。臺老師帶著「俯首甘為孺子牛」的精神,在台大教書一生,為台灣培育了無數優秀的作家、學者、藝術家。無論是台大、書法藝術,還是台灣文學,那都是不能遺忘的歷史的一頁。讓我們可以在午後的光影裡,追憶那個溫煦而美好的故事。

(作者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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