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當大陸輿論普遍關注原上海市長應勇接任湖北省委書記、中央政法委祕書長陳一新坐鎮武漢直接指揮抗疫工作之時,另一則北京高層人事任命也在當天發布:大陸全國政協副主席、祕書長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這個任命猶如「於無聲處聽驚雷」,背後反映出大陸港澳領導體系的大調整。

對於此任命,香港媒體和學者討論出四類觀點。第一,夏寶龍以「副國級」之姿兼任港澳辦主任,代表港澳辦「升格」、北京更加重視港澳工作。第二,夏寶龍具有「之江軍」的鮮明背景,與新任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同為非港澳事務官員出身,表明中共治港思維轉變。第三,張曉明級別不變但降為副主任,可視為因去年修例風波而被問責。第四,夏寶龍主政浙江任內,省內傳出「拆教堂」風波,可視為今後北京對港「強硬」的訊號。

香港輿論的一些解讀不無道理,但礙於慣常思維和固有格局,還是說了很多「外行話」,並不能準確全面解讀夏寶龍接掌港澳辦的訊號。首先,夏寶龍仍然擔任政協祕書長一職,眾所周知該職位形同政協「大管家」,日常事務繁多,所以夏寶龍並非專職的港澳辦主任,日後傾向於「抓大放小」,故港澳辦日常事務仍由張曉明處理。其次,以夏寶龍任內浙江出現「拆教堂」事件,就斷言其施政風格「強硬」未免過於武斷。大陸各省幅員遼闊,基層治理常常出現「一刀切」等過激執法行為,與該省「一把手」直接聯繫起來實屬牽強。

因此,如果僅從個人層面解讀夏寶龍執掌港澳辦,對北京治港政策的影響,是相當片面的。從制度層面解讀,「副國級」夏寶龍兼任港澳辦主任,新增港澳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傅自應為正部級的港澳辦副主任,代表北京治港領導體系出現了重要變革。原有「港澳協調小組」的領導體系或徹底重組,以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為層峰的港澳垂直領導體系或已經建立。

直至去年,北京港澳工作仍維持運轉多年的「協調小組」架構,由政治局常委韓正擔任組長。但去年香港修例風波後,外界從陪同北京高層會見港澳特首的人員中嗅出新訊號,如政法委書記、公安部長被猜測新增為小組副組長。同時,北京新設立「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港澳特首與廣東省委書記均為成員,標誌著港澳特首被首次納入北京高層決策機制。

根據上述背景,夏寶龍此番兼任港澳辦主任,首先是理順了港澳辦與中聯辦的關係。過往港澳辦主任、中聯辦主任均為正部級職位,且直接隸屬於協調小組之下,可各自向最高層匯報工作。而香港政界和媒體就利用這個安排,製造出「兩個司令部」氛圍,如過去張曉明任中聯辦主任、王光亞任港澳辦主任時,正值香港占中風波,張曉明被港媒刻畫為「強硬派」,港媒往往藉助資深外交官出身的王光亞一些較為緩和、含蓄的說法,刻意製造兩辦之間「不同調」。但此次人事任命後,張曉明、駱惠寧、傅自應都統整到夏寶龍之下,而夏應可直接向最高層匯報、接受最高指示。

正如同去年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議所言,「一國兩制」體現「黨的領導」,故此番人事任命就體現出加強港澳工作「黨的集中統一領導」的特徵。至於韓正領銜的「大灣區小組」,則更多偏向經濟工作領域,料繼續維持。而「副國級」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也有可能順勢兼任「大灣區小組」的副組長了。

(作者為智庫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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