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美股史無前例地數度熔斷喚起全球對金融危機的恐慌之後,新冠病毒的恐怖威力似乎才真正讓整個世界感同身受。轉眼之間,疫情之外無新聞。

知識界幾乎很快形成了一個共識:這是足以改變世界的大事件。旗幟鮮明者如湯瑪斯·弗里德曼,他把人類的歷史一分為二:「新冠前世界」與「新冠後世界」。《外交政策》則力邀12位重量級思想者,暢談彼此對疫情前後世界的整體判斷。

首先,這一全球性難題是否會讓此前已處於低谷的全球化轉危為機?多位學者表達了悲觀的預期。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羅賓·尼布萊特直言,新冠病毒大流行可能是壓垮經濟全球化「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哈佛教授斯蒂芬·沃爾特則以一戰前爆發的全球性流感為鑒,指出以往的災難非但沒有結束大國間競爭,更沒有開啟全球合作的新時代。

疫情將如何形塑新的世界格局?多位學者將論述的焦點置於東西方,尤其是中美之間的全球影響力消長之上。沃爾特認為,由於歐美在防疫工作上的表現與南韓、新加坡和中國相比相形見絀,這將進一步讓西方的「品牌」光環失色,加速權力和影響力從西方到東方的轉移。

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寇里·舍克坦承,美國既未能帶動國際組織在早期防疫工作中發揮更大作用,還暴露了自己的政策不力,這使在全球性大考中「考砸」的華盛頓不再被視為全球領導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教授馬凱碩則開門見山地表示,此次疫情只會加速一項早已開始的轉變:從以美國為中心的全球化走向更加以中國為中心的全球化。

誠然,這並非人類歷史上第一次瘟疫,但在全球化達到空前廣度和深度的當下,傳染病的威脅也今非昔比。雪上加霜的是,突如其來的病毒適逢全球治理的真空,川普治下的美國帶頭「退群」,既有的國際機制群龍無首,與全球之間高度互賴的事實難以匹配,大大增加了國際社會共同面對全球性危機的難度。也因此,「抗疫」成為擺在各國政府面前的一場集體趕考,大家各自為政甚至明爭暗鬥。

瘟疫沒能使人類團結起來,也沒有讓國際政治的博弈停息,反而強化了民族主義,助推國家利益之爭:自己的國民和國家利益是第一優先,否則執政者在國內難以立足,但物資卻是有限的。如今,各國政府在這場疫情中的表現,就像正在為自己在「新冠後世界」中的地位投注,病毒的來源以及各國防疫政策的得失也因而成為寸土必爭的輿論陣地。

其中,正處於「權力轉移」時期的中美兩個大國,也被疫情打亂了雙邊關係的節奏─沒有人討論貿易戰了。然而,與其說病毒擱置了貿易戰,不如說病毒改變了大國競爭的模式。中美之間成了「制度之爭」和「國際影響力之爭」,從送出的援助到承受的指責都被世人看在眼裡;能否在危機時刻有力地保護國民成為重要的政治資本,若在「獨善其身」之外還能「兼濟天下」,便成為全球領導力的表徵。

正如沃爾特和馬凱碩的觀察,全球範圍內的權力正在從西向東,從美國向中國轉移,這的確是疫情之下擺在世人面前的直觀感受。悲觀的是,被疫情加速的這一進程帶來的可能不是中美之間摒棄前嫌的和解與國際合作的新局,而是內涵生變的大國競爭、為病毒大流行背鍋的「全球化」以及由此增強的、方興未艾的退守國門之浪潮。全球化的歷史大勢不會逆轉─疫情本身就是全球共同體的證明。然而,我們或許要做好接受一個更不開放、自由更少、國界更明確的「新冠後世界」的準備了。

(作者為智庫研究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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