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雄市長韓國瑜是我國第一個面對罷免案的直轄市長,而2016年《選罷法》修法降低罷免門檻後,更讓罷免通過的可能性增高不少。當然韓市長選擇先透過訴訟途徑釐清《選罷法》相關爭議,很難擺脫政治性的考量,但這些問題確實凸顯出現行罷免制度的若干問題,值得省思。

首先,對於罷免提議的起始點,是雙方爭執的焦點。《選罷法》雖然有「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的規定,但是究竟是一年內不得啟動罷免程序,還是一年內不得進行罷免投票而產生罷免的結果,確實存在模糊的空間。但是回歸到原始立法目的與制度設計,之所以有一年的豁免保護期,主要是希望給當選人能有一年充分表現的時間,另方面也考量選務成本與民主正當性,避免選舉恩怨牽扯政治鬥爭,讓社會頻繁陷入選舉罷免的政爭內耗循環之中,所以對於罷免會有比較嚴格的限制。

如果如罷韓者所言,《選罷法》對罷免提議連署時間沒有設限,那豈不是從選舉結果出爐之後即可「起跑」發動罷免連署?事實上,《選罷法》對於第二階段的連署時間起點,甚至對於罷免投票的時間起點,也沒有明確規定,中選會如果不謹守立法目的而任意放寬認定,當然也可以在未滿一年就允許第二階段連署「先跑」,只要罷免投票日剛好在就職滿一年後進行就不算違法,那麼原來立法保障一年的意義豈不盡失?

其次,2016年降低連署與通過門檻更大的問題,只要1/4的選民投票,且贊成多於反對就算通過,這恐怕更會造成民主正當性的動搖。此憂慮絕非無的放矢,屏東縣南州鄉壽元村前村長陳明倫,2014年以455票當選,3年後卻只要277票就將他罷免下台。若以高雄市為例,現在有權投票人數約228萬人,只要58萬人左右就可以罷免韓市長,但一年前他的當選卻是獲得超過89萬票的支持。如今用58萬即可推翻89萬的決定,此種制度設計難道符合民主精神?這個爭論雖然不影響此次罷免案的進行,但是上述問題影響我國民主發展與深化,總不能視而不見。否則日後罷免可能更易淪為選舉延長賽,政治鬥爭將更無寧日。

2011年美國威斯康州共和黨籍州長沃克(Scott Walker)以及九名州參議員上台後就陷入罷免風暴,主要起因於選戰恩怨的延續,兩黨相互發動罷免報復對方。2003年加州州長戴維斯罷免案雖然成功,但估計花費16億台幣左右。美國罷免類似重新選舉,罷免與改選等於同時完成,尚且所費不貲,勞民傷財。至於我國罷免一旦通過,若直轄市長所餘任期超過兩年,根據《地方制度法》,還得於3個月內辦理補選,換言之,不到兩年的時間高雄市得經歷3次市長層級的選舉、罷免政治動員,選務與社會成本勢必相當驚人。尤其現在新冠肺炎疫情緊張之際,如果罷韓如期進行,9月前高雄不僅將經歷兩次大規模投票,還要再加上高度政治動員的競選活動,無怪有人擔憂恐將出現防疫破口。

罷韓當然緣起於政治動機,但也拜現行罷免制度的「破口」所賜。韓市長選擇司法釐清爭議,手段其實還算和緩理性,稱其「出手反擊」或許稍有誇大。但不管最後結果如何,罷免制度終須檢討,否則罷韓只是為日後台灣更頻繁的選後鬥爭,開響了第一槍!

(作者為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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