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民國自1911年成立後,始終命途多舛,若以1949年為界,在大陸的中華民國,先後經歷了軍閥復辟、西安事變、淞滬會戰等危險時刻,更因國共內戰失敗而播遷來台。1949年之後,在台灣的中華民國歷經古寧頭與八二三兩場戰爭,及退出聯合國與台美斷交兩場政治危機,卻能屢次化險為夷。此後兩岸敵對關係漸趨緩和、恢復開放交流,儘管中共數次文攻武嚇,但宣傳意味更濃,台灣並未真正陷入危險境地。

然而,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很可能成為冷戰後30年來國際矛盾總爆發的催化劑,爆發的中心正是在大陸與美國之間,台灣正捲入這場前所未有的國際政治風暴中,隨時有粉身碎骨的危險。所以,此時稱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危險時刻」,一點都不為過。

台灣當然可以自詡擅長在大國間從容遊走。的確,從1949年開始,台灣一直都處在冷戰東西方陣營博弈的最前線,但當時台灣還挾「正統中國」與「自由中國」的光環,並有美國軍事同盟關係之支持,而對岸中共在實力上完全不在一個檔次。1980年代中美蘇大三角發生劇變後,連帶中美台小三角變化,台灣雖然還夾在中美之間,但增加了溝通、融合的角色,時而會承受中美摩擦的壓力,但總體上都在可控範圍內。

時局的變化不僅超出人們的預料,也不為人的主觀意志而轉移。2008年是一個重要節點,此後兩岸關係天平的轉移,事實上反映出金融海嘯後中美關係的又一次劇變。中美實力的消長,從經濟、科技到軍事、國際話語權,就在過去10年之內接連發生,這才有「修昔底德陷阱」的警告。如果沒有這場疫情,中美掉入修昔底德陷阱的時間可能更遲、更晚,也有可能不會掉入。但遺憾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中美墜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進程,自然而然產生一個問題:台灣會面對什麼樣的局面?台灣應該怎麼因應?

上述兩個問題,現實已經給出了答案。對於第1個問題,WHO祕書長譚德塞以一個國際組織負責人之姿,公開批評台灣對其攻擊,這就是「局面」的開端。這是台灣執政者希望台灣被世界注意到的方式嗎?當然不是!因為譚德塞表態後,美國及其追隨國家當然會反駁、加碼指責其失職,但非洲、歐洲等不少國家支持WHO。換言之,台灣已經捲入一場由不得自己的國際政治角力。這和過去台灣爭取邦交國、遊說各國政要、叩關國際組織的「遊戲」相比,不知道要複雜凶險多少倍了。

對於第2個問題,似乎也不再有懸念:一方面,蔡政府堅定扈從美國,已經到了「照單全收」的地步。另一方面,被勝利衝昏頭腦的民進黨817萬支持者們,把對付內部對立陣營的經驗、把民粹式網路出征堂而皇之搬上國際舞台,將一個國際組織負責人像「黑韓」一樣醜化和辱罵,沉浸在義和團式的自我陶醉之中。比起過去冷戰時期,台灣以「東亞民主燈塔」自居,背後還有整個西方陣營的支撐,如今民進黨政府和綠色網軍的所作所為,徹底淪為「國際反中集團」的首謀,沒有光鮮的道德光環、沒有強大的國際陣線,只剩下一群跨國網民的串聯角色。

這樣的因應方式,無疑是把台灣往火坑裡推,也把在台灣的中華民國帶向1949年以來最危險的時刻。不妨反向思考,假如我們是中共,這難道不是「解決台灣問題」的最好時機?反正以往最忌諱的國際貿易,在疫情下幾乎一年內都無法改善,加上國內經濟不穩、失業人口暴增,而大陸社會又尚未解除戰時管制狀態,若對台「動手」一解民氣、又有歷史定位,豈不妙哉?所以,這才有了近期共軍對台施壓不斷升級,台灣必須要有中共「捅破那層窗戶紙」的心理準備!

此時此刻,台灣2300萬人都應該思考,我們要的是什麼?我們要的應該是自由民主政治體制的維繫、是安居樂業的幸福生活、是務實穩健的對外關係。人們常說,危機「有危也有機」,前提是要化險為夷、轉危為安,否則我們的危就成了別人的機。尤其是對執政者而言,說任何話、做任何事,之前都要認識到,肩上還承擔著2300萬同胞的安全與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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