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總統川普5月18日在白宮透露從數天前開始服用羥氯奎寧(hydroxychloroquine),並搭配鋅以及抗生素「阿奇黴素」(azithromycin)一起服用。他說:「因為我覺得羥氯奎寧很棒,我聽過很多關於羥氯奎寧的佳話。」

然而,美國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曾在4月分發布聲明,指出「目前無法證明羥氯奎寧等抗瘧疾藥物用於預防或治療新冠肺炎的效果與安全性」,也警告已知此類藥物會造成「嚴重心律問題」。美國衛生部轄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發展管理局(BARDA)前主任布萊特(Rick Bright)也曾發表聲明指控,他早在1月警告白宮有關新冠肺炎疫情嚴重性,其後又抵抗政治壓力、阻止瘧疾藥物用於治療新冠肺炎,結果竟於4月遭白宮革職。

川普自我爆料後,多個公共衛生專家批評川普對公眾的不良示範,而幾家電視台新聞主播也警告「川普把自己置於危險之中」、「這會要了你的命!」很顯然,美國強大的證明之一,就是專業及輿論的制衡(checks and balances)力量仍然鏗鏘有力。

《黑天鵝》的作者塔雷伯在《反脆弱》書中以高達三章的篇幅,說明造成人類健康系統脆弱的重要來源:醫源性損害(iatrogenics,醫損)。這個希臘字源的名詞指「由醫療者帶來的傷害超過效益的事例」。書中提到,早在西元前4世紀,西方醫學之父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就認知到醫損,因此他所提出行醫者誓詞的第一條原則就是「首先,不要造成傷害」(primum non nocere)。

塔雷伯援引生物學家威爾遜的觀點:最阻礙兒童發展的就是「足球媽媽」。這些媽媽們安排一切,將孩童生命中的隨機性消除,壓抑了孩童的生物自衛本能,因而使他們失去了從嘗試錯誤中成長,鍛鍊反脆弱性的能力。

同理,過度醫療形同人類免疫體系的「足球媽媽」,否認人體自然的痊癒能力。他認為,只有上檔利益明顯高於下檔損失的情況下,例如拯救生命,才訴諸醫療技術。醫療人員們必須克制「干預主義」思維,也就是認為「需要對患者做點事情」的衝動。

醫損還不僅止於明顯的醫療過失,還應包括那些利得有限,但長期隱性損失可觀的藥物、手術及療程。書中他詳細討論了醫損的兩個原則:「經驗主義」、「非線性反應」。前者指提供臨床經驗證據的舉證責任,在提出主動非自然治療方案的醫療人員。後者意味對幾乎健康的人,應該由大自然當醫師;只有對處於危險中的人,才值得冒高出很多的風險。

新冠病毒雖然在全球大規模爆發,不過顯然對感染者的影響輕重不一,甚至出現大量的無症狀感染者。在沒有權威科學證據的情況下,為避免造成醫損,只有對於重症患者才有嘗試實驗用藥的必要。至於輕症患者,正如同過去衛生署公布「藥品仿單標示外使用(Off-Label Use)」五條件:正當理由、合理使用、告知病人、依據文獻、單方為主,醫界應避免使用國外臨床報告已出現嚴重後遺症的藥物。川普總統以身試藥,雖說勇氣可嘉,但卻很有可能造成「存活者偏差」的謬誤。

此外,何以此病毒存在龐大無症狀感染者,是否人類對體內免疫功能的瞭解還太粗淺?我國傳統中醫是否對提高免疫力有統計上顯著的效果?對某些病毒而言,中草藥的自然療法是否禁得起雙盲隨機臨床實驗?甚至比發展特效藥及疫苗更符合成本效益?

一場疫情,改變了社會的許多常規。無數寶貴生命的代價,應該提供人類深刻的反思。醫療技術最先進,且只占全球人口4%的美國,卻有高達1/3的感染者及28%的病亡者。從健康經濟學的公衛資源配置角度來看,是否我們對醫損的研究嚴重不足?對預防醫學及中醫潛力的重視也遠遠不夠?

(作者為香港中文大學金融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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