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全國人大5月28日以2878票比1票通國《港版國安法》。對香港社會而言,從占中、反送中、反國安法,香港一整個「97後世代」青年對中共累積了巨大的反感甚至仇恨;香港問題牽動國際政治,尤其涉及西方國家對中國戰略意圖的認識,對香港進一步立法控制恐怕會衍生更多國際社會對北京的矛盾。

北京強硬處理香港問題是基於內部權力邏輯思考,考量有下:

首先,與北京政權穩定密切掛鉤的優先順序首先是內部政治、經濟與社會維穩,其次才是大國競合與區域問題。而香港依據1984年《中英聯合聲明》自1997年回歸中國後便屬於中國內政,所以香港維穩等於內政維穩,是攸關習近平政權穩定與否的優先議題。

第二,香港是中國的重要經濟命脈,甚至是中國權貴的重要經濟命脈,香港不能落在非北京權力圈的手中。香港在中國改革開放30年來一直扮演關鍵角色,至今香港已是人民幣的離岸中心及發債中心,不管是香港人進入中國內地投資、外資進入中國、中資前往香港掛牌交易及未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國際集資,香港都是中國經濟重要的養分來源。

第三,回顧2003年香港《基本法》23條立法及抗爭過程、2014年雨傘革命和占領中環和2019年反送中激烈抗爭,其累積的能量導致2019年香港區議會改選結果由泛民派取得85%席次的空前勝利。如果2020年立法會選舉由泛民派主導立法會並牽制港府,勢將對中國內部的民主派力量產生強大的鼓勵作用,中共黨內反對派更有機會拿習近平政權對港工作失敗來問責。

第四,北京很清楚強硬處理香港問題會帶來各種程度的國際壓力,但北京對香港的「治理」措施因為屬於內政,外國介入的顧慮更多;不像中美、東海、南海或是台海問題更容易受到國際的實質介入;因此北京對港措施受到國際壓力的代價會遠小於其他地緣政治爭議。北京若是要在眾多議題戰場中做選擇,香港問題相對是較容易處理,又足以對內立威維穩的對象。

因此習近平的底線非常明確,就是要牢牢控制香港。而北京既然選擇了內部政治維穩優先,那麼只能賭國際對香港的聲援是口頭聲援不會採取實質反制措施。

目前聲援香港最強硬的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27日向國會作證表示,「香港不再具備高度自治」,美國將重新思考是否給予香港「特殊關稅區地位」。若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地位,香港將失去優惠的零關稅稅率,至少影響約5200億港元的港美貿易額。同時,美國人士赴港簡易簽證可能會改成嚴格的中國簽證規定,進而阻礙商務活動,在港1300多家美企也可能撤離。屆時「香港還會是香港嗎?」我們不確定美國是否會採取如此激烈的手段。

但若北京採取「政左經右」策略,一方面限縮香港人民權利,同時給予外資和市場更多的優惠與開放,是否可能導致國際社會對香港問題低調回應?例如英國首相府發言人說,「我們期待中國尊重香港的權利、自由和高度自治。作為中英聯合聲明簽署國之一,英國將致力維護維護香港自治以及尊重『一國兩制』模式。」截至目前,英國確實只做出口頭聲援。希望香港人民的權利不會淪為國際政治交換的籌碼。

台灣不是中國的內政,台灣不是香港!北京對台灣不可能像是對香港一般透過任命上級機關人事、改組人大代表,或是對港府機關官員產生實質影響力。北京任何對台的單邊化措施或《反分裂國家法》,就算修訂「台灣基本法」也不等於北京中央對香港地方所制定的上位法規。

北京通過港版國安法後,外交部長吳釗燮便表示,北京下一步可能對台動武。面對可能的風險,台灣也不能天真地期待國際給予台灣無條件的支持。要捍衛台灣既有的生活方式,除了台灣主體民意的展現以外,台灣必須持續和共享價值的國際社群深化合作,更必須在區域安全和全球產業供應鏈上持續扮演關鍵角色,只有厚植國力才能鞏固國家自主性。

(作者為前海基會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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