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日的罷免投票結果,撇開韓國瑜個人不談,這段過程因政黨惡鬥所衍生的報復性動員、因行政不中立衍生的國家機器染色,以及因《選罷法》缺陷所衍生的社會與政治問題,若不設法補破網,今天倒楣的是韓國瑜,難保未來換成民進黨自己被反噬。

罷韓團體說,無論罷免結果如何,都是高雄人的勝利,但事實恐是正好相反。

首先,是藍綠惡鬥的極端化。年初蔡英文才在勝選之夜說,他要和韓國瑜握手言和彼此包容,不分黨派團結合作。言猶在耳,罷免前3天,她下令要求民進黨動員罷韓,割喉割到斷的軍令狀,勢必讓原已薄弱不堪的朝野互信更為破碎。

接著,是行政部門的政黨化。此次罷免,從中選會的斬頭說、陳時中表態支持讓居家檢疫者參與罷免、高鐵以贈票手段讓青年返鄉投票,到法務部默許罷韓團體違法盜用部徽。本該中立的行政機關全面替特定政黨服務,受意識型態左右作為,這絕對是國家的災難。

最後,是罷免投票的常態化。現行《選罷法》設定罷免通過的條件,是同意高於不同意,而票數只要超過總選舉人1/4即可過關,超低門檻,頗有檢討空間。

以此次罷韓為例,依規定只要有57.4萬人投下贊成,就能推翻2018年投給韓國瑜的89.2萬票,這符合「票票等值」的比例原則嗎?這套制度,無疑讓罷免淪為敗選陣營的簡易復仇工具,即便明知過不了,也可把罷免當成騷擾勝選者的「合法民主工具」。

撇開藍綠立場,台灣社會必須思考,如果國家禁不起現行《選罷法》衍生的後遺症,檢討制度的破洞就是當務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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