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顧台灣歷史時,發現有一位抗日領袖叫陳澄波,他在1895年迎戰來台日軍潰敗後失去音訊;1895年這一年的稍早,同名的前輩畫家陳澄波出生。很明顯,兩位陳澄波當然不是同一個人。

留日回台的前輩畫家陳澄波,不幸在228事件遇害,令人遺憾。勉能告慰的是,台灣人沒有忘記前輩畫家陳澄波,他一生的事蹟頗有不少記載。相較之下,抗日領袖陳澄波卻早已被許多台灣人遺忘,除了抗日以及參加霧峰林家「棟軍」與苗栗「廣泰成」墾號,幾乎找不到他的生平資料。

筆者寫了一篇抗日領袖陳澄波的考察文章,霧峰林家第9代傳人林光輝先生看到後,傳來幾張陳澄波寫給林家信件的照片,信上書法相當高明,問:「不知道是不是師爺代筆?」畢生蒐藏大量珍貴台灣史料的林光輝回說:「他親筆,因我還有數封。且這2封有張是名片。」

生在清朝台灣的抗日領袖陳澄波能寫出這麼高明的書法,必然是當時最頂尖的精彩人物,因為當時教育很不普及,9成以上都是文盲。

清朝台灣啟蒙教育機構主要分為3類:社學、義學與私塾。社學為官辦;義學以官辦為主,培植清寒子弟,偶有私人設立。前兩者的數量都不多,私塾則不少,就讀比例如何,不同研究的估計相差很大。

瞿海源認為清朝台灣上私塾的人口高達10%,男性更有大約20%讀過私塾。吳文星則具體指出:1898年,全台私塾1707所,學生29941人。參考1905年第一次台灣戶口調查的人口304萬,私塾學生人數只占總人口的1%。

兩人對台灣私塾學生的估計差10、20倍,關鍵可能在計算的是「讀過」或「就讀中」。

筆者未曾見過的外公李清和,新店碧潭人,生於1900年、日治明治33年,死於1950年、民國39年。本來以為外公沒有受過教育,後來查戶籍謄本才發現,上面記載外公讀過1年私塾。所謂私塾,可能只是附近居民小孩找個識字者開課,鄉下學生來來去去,遇到農忙就輟學實屬正常,所以「讀過」相較於「就讀中」有10、20倍差距應該不算意外。

台灣的教育即使在日治時期也是到中後期才真正算是普及。台灣總督府1898年公布公學校相關規定,研究指出入學率直到1915年仍然只有9.6%,中輟比例還高達1/3;1899~1918年20年的公學校畢業生,累計53401人,只占1919年人口總數353萬人的1.5%。1919年首任文官總督田健治郎認真增設公學校,就學率才逐年增加,1939年超過50%。姑且不論公學校是不如小學校的次等對待,普及教育仍應肯定。

兩位陳澄波的書法造詣都很不凡,可惜抗日領袖陳澄波已被遺忘。

(作者為台灣藝術大學廣播電視學系教授、歷史小說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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