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19年上半年以來,兩岸局勢急轉直下。2020年初起,由於疫情嚴峻,兩岸之間的官方溝通管道緊閉,剩下的只是隔海相互批判。兩岸各有相當比例的官員與民眾,對自己從未謀面,基本上並不瞭解的「同胞」、「一家人」,或至少是「基因最為接近的族群」,勇於口誅筆伐。對岸只要有什麼負面新聞出現,台灣部分民眾立刻就表現出喜聞樂見的樣子。大陸這一邊有人主張:「武統時機已到」、「現在就是統一的最好時刻,不能再等」、「留島不留人」。台灣這一邊就也有人主張:「必須更換中華民國國號」、「制定台灣新憲法」、「要盡最大努力,在一切方面與中國劃清界線」。近一年半以來,兩岸從官方到民間,相互語帶不屑,以譏諷為彼此間的問候語,已經達到了司空見慣的地步。

面對這樣的局面,筆者不免要反思,難道說中國人,或是說華人,在處理族群矛盾,或是涉及根本利益之爭時,就只有這麼點能耐嗎?兩岸除了相互罵架,甚至是兵戎相向,就拿不出點有用的辦法嗎?如果確係如此,那麼中國人,或是說那些不想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華人們,有什麼理由說自己的民族或族群,是「偉大的」?或是「文明的」?

筆者近年來多次指出,兩岸關係的互動與推展方式,從官方到民間都落入了西方式組織體的限制與陷阱裡,其中尤以某些官方智庫為最,甚至起到了很不好的帶頭作用。兩岸當局若是能善用文明(體)的功能,在一個共同文明體的背景下,不費吹灰之力,即能將天下英才納為我用,兼而收攬人心;在完成自我發展與建設的過程中,大幅降低彼此敵意,順勢達成統戰目標。

台灣當局拒絕或拖延讓小明與陸生返台;大陸當局拒絕讓學生去台灣學習,自由行旅遊。從組織體角度看來,這都是為了維護自己尊嚴,不可動搖的立場之舉措;但是若從文明體的角度來看,則都違反了自己預設的戰略目標。

試想曹操、孫權、劉備,會怎麼看待競爭方的人才?以及競爭方治下的人民?如今大陸要是有一位關雲長願意來台灣;或是台灣有一位司馬懿願意去大陸;在當今的兩岸體制機制與瀰漫全社會的敵我意識下,對岸有誰能用他們?或是又有誰敢用他們?關公幸好是清代就去了台灣,若是現在才去,台灣社會必難容他。司馬懿要是現在從台灣到大陸發展,最好的選擇也就是經商;要是從政,恐怕事業單位的正處級,就是他無法突破的玻璃天花板。

兩岸關係本已治絲益棼,但是兩岸均有極多「一提到兩岸關係,就立即自燃大腦預埋火藥」的群眾。筆者在此要借用一位浙大歷史學博士對此種現象的表述:「…謊言可以有很多版本,因為謊言不需要成本,可以信口捏造。…現在我們經常看到的一幕是,在公共討論中,一條真相被幾十條謊言圍攻。你不但很難說服腦子被碎片和謊言佔據的中老年粉紅(其實小粉紅也一樣很難與其說理),卻有可能被他們駁得體無完膚。比如,你說林肯解放了黑奴,是一位好總統。他們可以信口列舉林肯犯下的幾十條滔天罪行來駁斥你。他們堅信,那些都是真相,你卻無法證偽。面對這些基本上完全依賴手機獲取信息的中年粉紅(以及小粉紅),邏輯是無力的,思辨是蒼白的,他們比的是誰腦子裡的碎片多。…在這個後真相時代,能被人們裝進腦袋裡的,只有那些與原來的認知相容的信息碎片。裝的越多,他們就越自信。內容越同質,他們就越偏執。在思想的極化中,不同的人群皆被情緒和偏見裹挾,理性對話越來越困難,社會正在不斷走向撕裂。那一天晚上,我突然一反常態地悟道了。也許,復旦張某某、人大金某某、局座張某某…等人,他們才是這個時代最具頂級智慧的人。面對如此龐大的粉紅群體,你既然改變不了他們,何不利用他們賺錢呢?跟他們過不去,不就是跟錢過不去嗎?」

庚子事變已經過去了兩個甲子年,但是義和團的傳人,兩岸未遑多讓,滿大街都是。我的註解是:「這是壞蛋演戲給笨蛋看,各取所需,皆大歡喜。因為壞蛋是普世存在的,笨蛋也是。」「尤其不堪的是,有些笨蛋醒悟過來之後,還會選擇加入壞蛋的行列。」筆者就這麼每天看著兩岸民眾玩著花樣地互噴,除了無語外,還很好奇。兩岸之間為什麼不把精力用在該用的地方?兩岸之間為什麼不多舉行一些運動比賽,不帶政治目的旅遊活動,觀摩品嚐對方的美食,借鑑彼此的尖端醫療技術,聆聽彼此的流行歌曲,靜下心來看看彼此作家寫的書,多欣賞欣賞彼此不同風格的電影。

也就是在不久之前,姚明的球技與情商,還深獲台灣籃球迷發自內心的敬佩;楊冪一出現,台灣就有無數宅男,眼睛發直。周杰倫的歌曲已經橫掃一切華人市場將近二十年;林志玲的嗲言嗲語,也曾傳遍神州大陸。在一般人眼中,兩岸之間哪有什麼必然存在隔閡?無非就是一方先把壁壘築的高高的,把願望當現實,手插著腰,朝著對岸指手畫腳,指示對方應該如何如何;而另一方見狀,氣不打一處來,不但偏偏就不那麼樣,而且還在城牆上豎起了絕不妥協,絕不接受的旗幟。

我們在處理兩岸關係時,到底有什麼必要?非得是他罵你一下,你就一定要報復,不立即罵回去,就絕對不行,感覺自己氣勢上就輸了,就要失去些什麼了。我們都知?,做生意,要算大帳,不要計較小帳,但是兩岸現在的情況就是,整天算小帳,但雙方在大帳上都是虧的一塌糊塗。

筆者建議,兩岸都應當把精力放在所要做的那件事情的本身;如果一上來,就先搞名分之別,無限糾纏於一大堆西方組織體所建構出來的概念與名詞,例如:主權、國號、隸屬關係、中央與地方、…,並將其揉雜於華人的糟粕文化之中,反覆鬥爭。實際上這是畫地自限,自我綑綁,限制自己的迴旋、騰挪、解決問題的想像力與創造力的空間;越演越烈,就會開始莫名其妙的越來越生氣,最終只能是伊於胡底,把局勢搞得不可收拾。化解兩岸關係難題的最好的辦法,沒有的別,就是無限放大兩岸交流的機會,建構一個政治平等,經濟平等,一切生存競爭條件平等,願意敞開心胸,聽取不同意見,接受人民監督,實施法治,願意與時俱進的環境與局面。當兩岸有越來越多人開始談戀愛了,結婚了,有了共同的下一代。當兩岸有越來越多人交上了朋友,相濡以沫;很多問題將化解於無形之中。

筆者就是一個同時生活在兩岸的典型,不管是在大陸或台灣,打開手機,都能看到兩岸相互攻訐的影音與文字撲面而來,但是真實的兩岸生活是這樣嗎?我在今年7月6號從台灣返回大陸。7月3號那一天晚上,我開車到街上去藥店去買一罐能夠緩解筋骨酸痛的中成藥「一條根」,那是因為我一直收存著今年過年期間,在杭州經常搭載我去機場的滴滴車司機陳師傅用微信傳給我的一張一條根圖片,他表示希望我下次回杭州時,能幫他買一罐回來。誰也沒想到,因為疫情原因,這一等就是5個月;但是我沒有忘記他的交代,因為他是我的朋友。 我在廈門隔離完了14天,又再待了一週多,在7月29號從廈門搭機返回杭州,來接我的,自然是陳師傅。一上車,我就把那罐一條根給了他,他問我多少錢?我說:「沒關係,送你的,很便宜啦?」他略微的表示謝意。當他把我送到學校的家屬區時,瞥見了我那輛老爺車已經佈滿樹葉與塵土,就問我:「你的車半年多沒開,還發動的了嗎?」我說:「不知道,沒關係,不行就找人來搭電。」陳師傅說:「我等你,你先去試一下吧。」一試之下,車子果然不能發動。陳師傅因為隨身沒有帶搭電線,就告訴我:「王老師你等一下,我現在開車去我姊夫家拿搭電線,一個小時左右可以回來,你不要花錢叫人家來給你修。」我說這樣會耽誤他的工作,讓他不必麻煩。但是他根本不理會我,直接開車去拿了。一個多小時後回來,陳師傅幫我把車發動了起來。我要給他拿搭電線的車資,他幾乎都有些生氣了,沒辦法,我只好一再向他表示謝意。我們揮了揮手,我目送他開車離開了我們校園。

我在台灣有幾位交情幾十年的老朋友與中學同學,他們都是醫生,有的是內科大夫,有的是牙醫。我這幾位好友,都是鐵桿綠粉,他們也都清楚明白我的政治立場,甚至在我發表他們看來有些激越的政治評論後的一段時間,都不想找我一起吃飯。但是不管什麼時候,當我有任何個人與親朋好友的醫療問題問他們時,他們絕對都是盡心盡力,甚至會反覆幫我查找最新的國外期刊資料,看看有沒有更好的解決問題辦法,或是台灣是不是已經引進了這種藥物或尖端療法。我去給我那位綠的發光的牙醫中學同學洗牙時,我絕不可能擔心他會不會因為我整天批判台獨,就故意幫我少洗兩顆牙,或是發現我有蛀牙了,而故意不告訴我。因為我對他們有信心,我對他們的醫德與專業都有信心;因為除了政治立場不同外,我們都對彼此是彼此的朋友而有信心。

就在我寫這篇評論的時候,住在我隔壁的兩位教授夫婦,他們兩位都是留德博士。趙教授當年考大學乃是黑龍江省探花,他獲得過兩個法學博士學位,而且他是真正的東北好男人。他的夫人周教授乃是少見的女英豪,為人非常大器,並且還是愛護小動物的先鋒旗手。周老師剛剛打電話問我:「王老師,您還沒去食堂吃飯吧?」我說:「還沒有呢,寫點東西,一不注意,都快過飯點了。」周老師說:「那好啊,我先生給您準備了一碗排骨豆角,再加點小米飯,讓他給您端過來吧。」我感忙說:「唉呀,真是謝謝,好,那我現在就過去取吧。」我既不是學校領導,也不是學院領導,在資源分配這件事情上,我一向是被分配的對象。用大白話說,那就是他們都把我當好朋友看待,願意照顧我;他們與我相處,沒有任何那些腦子充塞著「碎片化信息成見」的人所能想到的不乾淨理由。

筆者回顧了一下自己在大陸生活二十年的經歷,我就不明白,既然我可以生活在兩岸,為什麼別人不可以?兩岸之間,有什麼必要非搞得劍拔弩張?我們自稱有高度的民族智慧,但是我們在考慮兩岸問題時,用上了這些民族智慧嗎?筆者還是一句老話,辦法,肯定有,關鍵是主事者願不願意嘗試?此前我們主動與被動的用了西方人的方式來考慮兩岸問題,已經不成功了七十幾年;我想現在是該到了用中國人的精粹智慧來解決中國人的問題的時刻了。

(作者為浙江大學教授兼兩岸法律與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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