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為長年住在香港的台灣人,《香港國安法》實施至今,已有了一段時間,它對香港的改變,是顯而易見的。如今百姓上街,已不需再擔心黑衣暴力的威脅,不用擔心是否在餐廳用餐之時會有黑衣人突然衝進餐廳打砸。去銀行領錢之時,也不需再害怕,是否銀行已因害怕被砸,而暫時關閉,無錢可領。這些影響,對香港許多普通老百姓來講,是最直接,也是最真實的。

《香港國安法》對其他各界的影響,的確也十分的明顯。香港電台頭條新聞的高層主管,已經準備先後離職;立法會選舉,已有12名泛民主派人士遭到撤銷參選資格;因為疫情的關係,今年9月分本來的立法會選舉,也要延期1年;占中異議人士戴耀廷也已經遭到香港大學取消終身教職,這些改變也是事實,雖然不能說完全歸因於《國安法》,但絕對有其影子在其中。

若說民主制度是為了讓人民過上更好的生活,以當今西方為主的民主來論,其結果是十分令人懷疑的。以美國來論,已實施民主近200多年,但是如今,社會上幾乎90%的財富只是掌握在少數人之手,社會財富分布極度不均,再加上近期的種族以及白人激進主義問題,都讓人高度懷疑其所謂「美式民主」的正當性,道德性及可持續性。

若以亞洲地區的台灣來論,其實施民主制度也30多年,但顯而易見的卻是,社會貧富差距不斷加劇,政府官員以及民代,貪腐問題越來越嚴重,大學畢業生平均工資長久停滯增長,人民平均財富以及消費力不斷衰退。

《香港國安法》目前對各界的影響,其實和這些當事人本身的言行是息息相關的。反對派的言行,往往以所謂「攬炒」(玉石俱焚)為宗旨。在此情況下,香港政府又有什麼理由不能去取締他們呢?

《香港國安法》的實施,對香港社會起到了決定性的維穩影響,對香港的長遠發展肯定會是正面的。對整個華南大灣區的發展,更有關鍵性的影響。

(作者為香港公立大學高級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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